我提示他继续讲下去：“然后你离开了越南?”
“所以今天我才会在这儿嘛。”他摊开两手，好像我不该问他这么傻的问题。
“你好像过得很不好。跟我讲讲你在这儿的生活吧!”
“我开了一个小礼品店，可是不景气。然后我找了份厨师的活儿。”他笑了笑，撇撇嘴，露出一副灰白的牙齿。“我父母送我上大学的初衷可不是让我在饭馆里当厨子，可我还是成了一名成功的厨师。”
米丹搅了搅杯子里的冰，眼睛望着远处的船只：“你说对了一半，麦戈温小姐。搞艺术的确是我们的家业，可我爸爸和我爷爷都只是出口商，不是收藏家。他们坚持留在越南多捞点儿。”
“你现在有工作吗?”
“我被解雇了。”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懊恼不如说是愤怒。“我和最后的这个老板吵了一架。这件事本来无足轻重。但是他告诉所有愿意听他的话的人，说我是河内的奸细。现在连我的老朋友都不愿意被人看见与我在一起，更没有人肯雇佣我了。”
“河内的奸细?战争已经结束了，米丹。”
他往椅背上一靠，两手交叉于胸前：“是吗?”
我不愿给他目前的处境雪上加霜。缓了一会儿，我问：“你陷入困境时，为什么不向你的家庭寻求帮助呢?”
“傲慢。傲慢是你们美国文化中的七宗罪状之一，对吧?”他捶捶胸脯，“看看这个罪人。”
“如果你想弄清包贡从1975年到现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去哪儿了，你会从哪儿下手?”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国家税收档案上有你的地址，我们按那个地址去找，结果房东太太告诉我们你搬走了，但时不时还在那一带看见你。于是我们拿着你的照片四处寻找，直到有人认出了你，告诉我们你住的地方。”我说，“但是包贡从他踏进美国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人知道他的行踪。我想知道——警察也想知道——他1975年以来到底去哪儿了。阮凯说没有任何亲戚收到过他的信。”
“的确没有。”米丹想了想，然后耸了耸肩。“如果他没有与家人联系，当然没有人收到他的信。包贡不想被人发现。谁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像包贡那样不在电脑数据库中留下任何资料是明智的。”
“那你觉得应该从哪儿找起呢?”
“我想包贡也许会像当初离开难民营时那样，去那些拥有亚洲文物的博物馆、画廊或拍卖行找工作。他也许还是个艺术品进口商呢。这种人不多，或许有人能记得他。你们可以在电视上登出他的照片吗?”
“不太容易。”我回答。
“嗯，”米丹的目光又放远了，显然又陷入了沉思，“那我帮不了你们。”
“那么你知道包贡为什么要躲起来吗?”
“不知道。”
他回答得匆忙而简短，接下来的几个问题他都这样处理了。午餐已经用完，一堆餐巾纸整齐地堆在他的手边。显然，米丹已经不想再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了。
最后，他很不情愿地答应我们：若再有问题，以后还可以找他，并让我们见到阮凯时代他问候她。我们向他道了别，留下他一人在那儿晒太阳。
吉多收拾好录音机和摄像机快速地朝我们的小货车走去，好像还在生气。平日夸夸其谈的吉多今天却如此沉默寡言，真有点奇怪。
“来杯啤酒怎么样?”我在他背后喊，“能报销的。”
他停下来，想了想，重新卸下了他的那副行头说：“好吧。”
我们锁好车，沿着河岸走到了这小小水村的尽头，这里有一处带露天甲板的酒家。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月天：天气晴朗，有着微微的海风，摄氏21度左右。其实，除了八九月份会热几天，新年伊始时下点儿雨，七月份有点雾，洛杉矶海岸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的好天气。这天惟一煞风景的是吉多的忧郁。
一位身着短装的女侍者把两杯冰啤摆在我们面前。吉多瞟都没瞟一眼她年轻的背影。他用胳膊时斜撑在桌子上，压根没看一眼面前的冰啤。
“你做这些到底为了什么?”他问。
“你知道麦克正在办的那件案子吗?”
“知道。”吉多皱了皱眉，“一群孩子把一个老家伙折磨至死。在我们新制作的影片中将要用到的题材。”
“佩德罗并不老!他刚21岁。”我说，“但杀他的人令我想起包贡，也许我们能把他也加进影片中。”
“把他加进来?”吉多皱了皱眉，“佩德罗死了，包贡是个恶棍，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提高了嗓门，这不仅让我自己吃惊，也震住了吉多。
他像拳击手上场前那样用手托着自己的下颌：“你究竟怎么了?”
“我不想按原计划完成这部影片了。我不想再面对那些几近病态的青少年和他们无能为力的母亲们。‘我的孩子不坏’，我每天都陷在她们这样的哀诉之中，‘是这社会毁了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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