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就没人应门了。但是我听到里面有电视机的声音，所以我死命地敲。门终于开了。一个胖得出奇、只穿了一件内衣的人给我开了门，他一声不吭往里面走去，好像知道我一定会跟上来似的。他带我穿过几个堆满旧报纸和空啤酒罐的房间，来到了前厅。他坐在摇椅上，继续看他的运动节目。他电视机的颜色已经不正常了，荧光屏上的记分表一会儿是红色，一会儿又是绿色。
他是白人，有一头长发，以前大概是金色的，现在已经变成了灰色。从他那硕大的身材来看，实在很难估计他的年龄，不过我想大概是在四十到六十之间。他有好几天没刮胡子了，内衣跟床单更是好几个月没换了。他很臭，他的公寓更臭，不过，我还是留在那里问了他几个问题。我刚进去的时候，见他身边半打装的啤酒盒里还有三瓶，但是没一会儿他就喝光了，接着，他光着脚又到冰箱里去拿了半打。
他说他姓伊林，保罗·伊林。他从电视上知道克鲁兹的事，觉得很难过，但并不意外。他告诉我，他一辈子都住在这里，以前还不错，住在这里的人很规矩，尊重自己也尊重邻居。但是现在坏分子搬进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里跟动物园没两样，”他告诉我，“你不会相信的。”
安杰尔·赫雷拉租的房间在一幢四层楼的红砖楼房里，一楼有投币式洗衣机。两个快三十岁的年轻人在那里鬼混，从褐色袋子里拿出一罐罐啤酒往嘴里倒。我问了问赫雷拉住哪里。他们觉得我是警察，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相信我，两人都耸耸肩，不过，其中一个人告诉我到四楼去找找看。
除了你可以想到的各种气味之外，空气中还有一股大麻的味道。一个黑黑瘦瘦但眼睛却极明亮的妇人站三楼入口处。她身上围了条围裙，手里拿了一大捆西班牙文报纸。我问她赫雷拉住在哪里。
“二十二号。”她指着楼上说。“可是他不在家。”她的眼睛紧盯着我，“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知道。”
“那你就该知道他不在这里，门也锁上了。”
“你有钥匙吗?”
“你是警察吗?”她的眼神突然变得很锐利。
“我以前是。”
她笑得很大声，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你怎么啦?被开除啦?因为所有的坏人都被关进牢里，所以你们就没事可做了，对不对?你想进赫雷拉的房间?来吧，我带你进去。”
看管二十二号房的是一把毫不起眼的廉价锁。她试了三次，才找到正确的钥匙。她打开房门，放我进去。天花板上装了一个电灯泡，用一根线充当开关，屋里有一组简简单单的床架。她走了进去，把窗帘拉开，让些许光线透进房间。
我从窗户望出去，又在房间里转了转，打开柜子，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柜子上有一幅镶了相框的照片，还有几张快照。照片里有两个不同的女人，几个孩子。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男人穿着浴袍在海滩上晒太阳，背后是起伏的波浪。我拿这张照片给那女人看，她告诉我说，那个男人就是赫雷拉。我在报上看过赫雷拉，可是他在这张快照里好像是另一个人。
她又告诉我那个女的是赫雷拉的女友，而另外一张则是赫雷拉在波多黎各的老婆和孩子。那个女人跟我保证，赫雷拉以前是个好孩子。他很有礼貌，房间也整理得很干净，他喝酒很节制，也不会在半夜把音响开得很大。赫雷拉非常喜欢他的孩子，从来不忘记寄钱回波多黎各。
第四大道上大概每隔一条街就会有一家教堂。我到的时候这几家教堂都没开门，就连我想去的圣迈克尔教堂也不例外。我是那种只要碰到教堂就要进去缴税的人，至于是什么教堂我倒不在乎。我最常捐钱给天主教堂，理由很简单，因为它们开门的时间最长。但是现在圣迈克尔教堂的大门紧锁，就跟那些清教徒一样难以亲近。
两条街外，在杂货店和健身房之间，有一座圆顶的小教堂。憔悴的耶稣悲伤地被钉在十字架上。圣坛前，有两排板凳，两个枯槁的黑人妇女缩在一起，不动，也不说话。
我溜到里面，在椅子上坐了好几分钟。我早就把我这笔收入的十分之一准备好了。我很乐意把这一百五十块捐给他们，我觉得这种感觉跟把钱投资到一家信誉卓著的公司一样。但是我实在想不出不起眼的方法来达成我的心愿。这里没有募捐箱，也没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告诉我要把钱捐到哪里去。我不想大张旗鼓找来执事人员，当面把钱交给他，也不想把钱放在椅子上，免得被不相干的人捡走。
出来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比走进去的时候更穷。
那天下午我待在日落公园。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工作，也不知道这么做对汤米·蒂勒里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在街上漫步，在酒吧里鬼混，我不刻意找什么人，也不想问什么问题。
在第四大道东边的六十街上，我发现一家黑幽幽的啤酒屋，名叫菲约德。墙上挂的都是船上的装饰，还有一面不大协调的明尼苏达维京人足球队的三角旗。不过看得出这地方的布置着实花费了一番工夫跟时间。在吧台的一端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声音开得非常小。许多老头就坐那里，默默地喝着苦啤酒，不大说话，静静等待时光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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