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吧台。卡罗琳·奇塔姆就坐在吧台的末端，垂着眼瞧着她眼前的吧台。她的脸上凝着一层寒霜，眨了两三下眼睛才认出我来。我看到她脸颊紧绷，眼角闪着泪光。她用手抹去滑下来的泪珠。显然她刚才已经哭过了，在吧台上有一团揉皱的卫生纸，上面还有眼影的痕迹。
“喝波本的朋友。”她说，“比利，这人是个绅士，给这位绅士朋友一杯波本酒如何?”
比利瞧了瞧我，我点了点头。他倒给我一点波本跟一大杯黑咖啡。
“我叫你绅士朋友，”她把每个字都拖得长长的，故意露出她的醉意，“你是个绅士，也是我的男性朋友，但不是我的绅士男友，这两个词是不可能合在一起的。”
我喝了一点波本，又把剩下的波本倒进咖啡。
“比利，”她又说，“你知道为什么斯卡德先生够格被称为绅士吗?”
“他见到女士会脱帽致敬。”
“因为他喝波本。”她说。
“喝波本就能使一个人变成绅士吗，卡罗琳?”
“喝波本的至少不像喝威士忌的那么假惺惺，那么像婊子养的。”
她的声音并不大，但是这股语出惊人的气势，却足以使得全酒吧的人都静下来。酒吧里只有三四桌客人，所有的人都住嘴，不说话了，音乐显得分外刺耳。有几个音节我还觉得挺耳熟，好像是《勃兰登堡协奏曲》。酒吧里常放这些音乐，所以连我也分辨得出来。
比利终于说话了，“如果有人喝爱尔兰威士忌，卡罗琳，那他会是什么?”
“是爱尔兰人啊。”她说。
“有道理。”
“我喝波本。”她把杯子使劲一推，杯子往前滑了好长一段距离。“可是，他妈的，我是淑女啊。”
他看了看她，接着看了看我。我点了点头，比利耸了耸肩，替她倒了杯酒。
“算我的。”我说。
“谢谢你。”她说，“谢谢你，马修。”她眼眶里又充满泪水，她从包里抽了张面纸。
她想跟我谈汤米。他仍然对她非常好，她说，常常打电话，也常常送花给她。只是她现在不方便出现在办公室里，而他也要设法证明他的清白，所以，只能这样交往。
汤米说得很清楚，他们不能见面，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老婆刚死，怕别人骂他没良心，也不是因为警方正在进行调查，怕牵累了她——只是汤米觉得他太疲惫了。
“他送花给我的时候没有附卡片。”她说，“打电话也要我付钱，真是混蛋。”
“也许是花店忘了附上卡片。”
“哦，马修，别替他找借口了。”
“他在旅馆里，不打对方付费的电话又能怎么办?”
“他不会从他房间里打吗?他一再跟我说他不想用房间里的电话，免得让接线员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花束上没有卡片，是因为他不想留下笔迹。他前几天到过我的公寓，但是既不见我，也不跟我出去——哦，够虚伪了吧。喝威士忌的果然没半个好东西。”
比利把我拉到一边去。“我不想扫她的兴，”他说，“这么个好女人，长得又很漂亮。但是我想我得制止她了，你能送她回家吗?”
“当然可以。”
但我还是让她又喝了几杯酒，因为实在拗不过她。然后我把她拖出酒吧，一路散步回去。要变天了，在空气中可以闻到雨的味道。我们走出阿姆斯特朗酒吧，走进溽暑闷热的夜空下，她的精神好像因此又去了几分。她抓紧我的手臂，好像在大海中绝望地抓紧一根稻草。走进电梯，她萎顿地抱膝坐下，背靠在电梯上。
“天哪。”她说。
我从她那里拿来钥匙，把门打开，再把她扶了进去。她在沙发上半躺半坐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我不知道她能看到什么。我上了一趟洗手间，回来的时候见她已经睡了，还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我把她鞋子脱掉，扶到椅子上，然后费了好大的劲，打开沙发床，把她放在床上。我想我应该帮她把衣服脱掉，结果，我把她的衣服全部都脱掉了。在这个过程中，她始终没醒过来。我记得有个殡仪馆的化妆师助理告诉过我，替死人穿脱衣服有多难。我的胃不住翻搅。我想我是病了，于是我坐下，让胃安静下来。
我在她身上盖了条毯子，又坐了回去。我还想做别的事情，但是我却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我死命地想，想着想着，却睡着了。我猜我顶多睡了几分钟，却足够让我做完一个梦。我睁开眼睛，把那个梦甩在脑后。
我离开她家。她的门上有个弹簧锁。出门的时候可以把它扣上，增加安全。但我只是关上门，听到门关紧的声音，我想也就够了。我坐电梯下楼，出了公寓。
山雨欲来的气势好像不见了。在第九大道的角落，有个慢跑的人从我身边掠过，死命地朝街道冷清的上城跑去。他的灰色T恤满是汗水，脸上已显疲态。我想到迪博尔德的老搭档奥班农。在他把自己的脑袋轰掉以前，也是想保持自己的身材。
然后我想起我到底想要在卡罗琳的公寓里面做什么。我想把汤米给她的枪拿走。如果她再像今天这样喝得烂醉，再像今天这样情绪低落，最好别在她身边放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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