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她绝对不会忘记吗?”
“从来不会。也许她会忘记，没打电话回家。但如果是这样，她第二天就会打。”
他不知该怎么办。他打电话到纽约跟警方联络，却没有任何结果，其实也猜得到会是这样。于是他跑去找一个全国性侦探社的在曼西市的分社，他们的纽约办公室派了一个调査员去她最后一个住所，确定她已经不住在那儿了。如果他肯再付一大笔钱，那个侦探社很乐意再继续追查。
“我心想，他们拿我的钱做了些什么事?去她住过的地方，知道她已经不住在那儿?这些事我自己也可以做。所以我就搭飞机赶过来。”
他去过保拉以前住的那栋套房出租公寓。她在七月初就已经搬走了，没留下转信的地址。电话公司拒绝告诉他任何新消息，而且问题是电话也早就被停掉了。他去她曾工作的那家餐厅，发现她早在四月就已经不干了。
“说不定她跟我们提过这件事，”他说，“她到纽约之后，至少换过六七个工作，我不知道她每次换工作是不是都告诉过我们。她会因为小费太少，或者跟同事合不来，或者因为老板不让她请假去参加选角面试而换工作。所以她辞掉最后一个工作可能就去别的地方了，只是没告诉我们，或者她告诉过我们，我们忘记了。”
他想不出自己还能怎么办，于是就去找警察。得到的回答是，第一，这并不在警察的工作范围内，她显然没有通知父母搬家的事，但她是个成年人，她有法定权利这么做。警方的人也告诉他，他耽搁得太久了，她已经失踪将近三个月，即使原来有任何线索，现在也都已经很难追査了。
负责的警官告诉他，如果他想继续追查，最好去找私人侦探。照规定警方不能建议任何特定的侦探，不过，那个警官说，或许他把自己要是碰到这种事情会怎么处理的方式告诉他也没关系。有个家伙叫斯卡德，事实上，他以前当过警察，他住的地方刚好离赫尔德特克先生的女儿以前的住所很近，而且——
“那个警官是谁?”
“他叫德金。”
“约瑟夫·德金，”我说，“他人很好。”
“我喜欢他。”
“是啊，他不错。”我说。我们坐在西五十七街的一家咖啡店，隔着几个门面就是我住的旅社。我们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餐时间，所以我们就进去喝了点咖啡。我已经续杯了，赫尔德特克面前摆的还是第一杯。
“赫尔德特克先生，”我说，“我不确定我能符合你的需要。”
“德金说一”
“我知道他说些什么。事情是这样的，你找以前用过的那家侦探社，就是在曼西市有分社的那家，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服务。他们会多派几个人手来调査这个案子，而且他们的调査报告会比我更清楚。”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做得更好?”
我想了想。“不，”我说，“不过或许他们会让事情看起来是如此。有一点，他们会提供给你详细的报告，把他们做的每件事、跟哪些人谈过、发现了些什么都告诉你。他们会记下详细的费用，把他们花在这个案子上头的每个小时都列入账单。”我喝了口咖啡，把杯子放回托碟里，身子前倾。“赫尔德特克先生，我是个相当不错的侦探，但我一点也不照章行事。你想要一个本州发给的侦探执照，我没有，也从没想过要花脑筋去申请一张。我不会详细列出我的费用，不会记录我花了多少个小时，也不会提供详细的报告。同时我也没有办公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里喝咖啡。我真正有的，就是这几年所累积的一些当侦探的直觉和能力，我不确定你想雇用这样的人。”
“德金没告诉我你没有执照。”
“其实他可以讲的，这又不是秘密。”
“你想他为什么会推荐你?”
我一定是迟疑了一下，或许我不是很想接这个工作吧，“部分原因是他希望我给他介绍费。”我说。
赫尔德特克的脸色一暗。“他也没提到这个。”他说。
“我不意外。”
“这样很没职业道德，”他说，“不是吗?”
“没错，不过他向你推荐人选已经不太符合职业道德了。而且虽然我会给他一点佣金，但除非他觉得我是适合你雇用的人选，否则他也不会这么干的。他或许觉得我对你有好处，而且不会跟你耍花招坑你。”
“你是吗?”
我点点头，“不耍花招的一部分，就是事先告诉你，你很可能会浪费你的钱。”
“因为——”
“因为她可能会自己出现，或者永远找不到。”他沉默了一会儿，想着我刚刚说的话。我们都还没提到他女儿已经死了的可能性，而且看起来大概都不打算提，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轻易地避开这一点。
他说：“我会浪费多少钱?”
“我想你应该先给我一千元。”
“那是订金还是聘请费之类的?”
“我不知道你想怎么称呼它，”我说，“我没有每日固定费用，也不会记录我花了多少时间。我只是去做些我觉得有机会的事情。一个案子要起头得有一些基本步骤，我会从这些步骤开始，不过我并不指望真出现什么有用的线索。接着就会有一些我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会知道能不能追下去，或者该怎么追。等我觉得一千块钱花光了，我会再跟你要钱，你可以决定要不要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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