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建议源源不断，我每一条都写了下来。如果大卫·汤普森得过奖或演讲过，可能在Google可以搜寻到，不过也可能没用，因为他的名字太大众化了。“你可以在网络上查到我，”他说，“还有那个在内布拉斯加因为受雇杀人而服无期徒刑的彼得·霍克斯坦，更不必说那个德国科学家彼得·霍克斯坦了。”
他说，很有可能这个大卫·汤普森是漏掉了。“我有一份‘如何收费’的名单，”他说，“因为那是免费的，所以拿了会有什么坏处?不过我不会在《广告年代》上登分类广告，也不会在直接行销的出版物上登广告。我不认为值得花那个钱，而且不单只有我这么认为而已。我们在这一行做了一阵子的人似乎都有同样的感觉。认真想想其实挺可笑的，简直就像我们已经不再相信广告的威力似的。我也没参加任何同业工会，我接到的活都是熟人介绍的，会有什么客户光凭看过你广告就挑中你?那就像要从工商电话簿里面接生意一样不太可能。”
我谢了他，之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之前早该做的。我在工商电话簿上寻找汤普森——不是消费者版本，而是企业对企业的版本。没有直接行销文案撰稿人这个分类，不过有一区是广告文案撰稿人，里头没有大卫·汤普森，我并不觉得意外。
我在《广告周刊》和《广告年代》的分类广告栏也没找到他，这两种杂志是他提过可以在一般书报摊找到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坐在埃莱娜的电脑前，上Google仔细寻找他提过的一些网站。
每个人都告诉我国际网络可以节省多少时间，而且简直不敢相信没有网络还怎么活下去。我懂他们的意思，不过每回我上网，到头来总是纳闷，在电脑出现并吸光我们的闲睱时间之前，那时候大家没事都在干什么?我从下午三四点就坐在那混账玩意儿前头，直到埃莱娜把晚餐放在桌上才起身离开。
她说她想检査她的电子邮件，可是又不想打扰我。我告诉她说我很欢迎她来打扰，我已经花了好几个小时却没有什么进展。“我找不到那个狗娘养的，”我说，“后来我去查彼得·霍克斯坦，别问我为什么，然后发现他不是说笑的，还真有个跟他同名同姓的家伙在内布拉斯加因为受雇谋杀而在服无期徒刑。起初是被判死刑，上诉后改判了，那个案子很有趣，不过我干吗花将近一个小时看这些，就很难解释了。”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想我们应该再买一台电脑。”
“真有趣，”我说，“因为我想的是我们应该连原来的这一台都给扔掉。”
纽约的各个地区很少会有明确的范围界限。这些范围会因为媒体、房地产商、当地居民的舆论转变而有所变动，谁也不敢确定哪一个地区的名称会消失，而另一个地区会崛起。而大卫·汤普森所居住的——或那个声称自己是大卫·汤普森的男人所声称自己居住的——奇普斯湾则是紧临着奇普斯湾广场的一个居住区，奇普斯湾广场是一个占据三个街区的住宅社区，介于三十街与三十三街、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从三十四街以南、东河河岸至第三大道间，都是大家所说的奇普斯湾。比尔维医院和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占据了第一大道和小罗斯福道之间的地带。奇普斯湾的南界很难有明确的界线，不过打个比方，如果你住在二十六街和第二大道交会口的公寓，你大概就不会告诉大家你住在奇普斯湾。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区域都非常小，我徒步穿越所需要的时间，不会超过前一天在网络上几乎一无所获的搜寻。这一带主要都是住宅，散布着一些服务业和供当地居民消费的街坊餐厅，我就到那些店里去，到杂货店和熟食店、干洗店和报摊，把大卫·汤普森的照片拿出来。“你在附近看过这家伙吗?”我问了一些韩国蔬果贩和意大利修鞋匠。“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又问了几个多米尼加的门房和希腊侍者。没有人见过，甚至一个送信途中的邮差、一个影印店的职员，或一个正在巡逻的警察也没见过，那个警察本来正开始考虑要问我问题，结果发现我也在做自己的工作就打消了念头，尤其是后来还发现我认识他父亲。
“他长相很平常，”那个警察说，“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他摇摇头说名字太普遍了，没什么用，不是吗?他自己名叫丹纳赫尔，我记得他父亲交际甚广，朋友遍天下，可以兼任两党的选举幕僚。他现在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他儿子说，每天都打高尔夫，除非下雨。“可是那里从不下雨。”他说。
那天晚上纽约下了雨，不知道图森怎么样。我待在家里看了—场死气沉沉的拳击赛。次日早晨空气凉爽清新，整个城市充满光明的希望。TJ和我见面吃早餐，交换笔记，然后认为我们正在进行爱迪生所描述过的那种过程，他声称他现在已经知道一万两千种物质不适合用来做灯泡里的灯丝。我们也确定了大约有同样多种方法都找不到大卫·汤普森，而且我开始纳闷他是否存在，是否能让我们找到。
我没有事情让TJ做，所以他就回家坐在电脑前，我也及时赶回家接到了一个某个大卫·汤普森给我的回电。他打电话来跟我说他不是我在找的那个大卫·汤普森。我奇怪那他干什么还费事打电话来?我谢了他，挂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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