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一根香烟外加半打啤酒?”
“你真能讲笑话。像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一定知道爱尔兰式早餐是什么。”
我点点头。“心脏病特餐，对吧?熏肉、蛋和香肠。”
“还有炭烤番茄。”
“啊，健康食品。”
“还有黑布丁①，”他说，“这玩意儿还不好找。你想吃什么?我要点爱尔兰式早餐。”
①黑布丁(black pudding)又称血布丁，即血肠，主要原料为猪血或鸡血加上碎肉。
我告诉女招待我也一样，另要一杯咖啡。乔说他喝一杯伏特加就够了，不过她可以给他一瓶啤酒，用爱尔兰啤酒搭配早餐，不过不要健力士①。她建议竖琴牌，他说这个应该不错。
①一种啤酒，产于爱尔兰，是世界著名的黑啤酒。
我认识乔已经二十几年了，不过从不认为我们之间有亲密的友谊。这些年他是中城北区分局的警探，就在西四十五街的老警察局工作，我们多年来发展出一种工作关系。我会找他帮一些忙，也会报答他，有时是给现金，有时是送人情。他时不时会介绍客户给我。我们的关系曾经很紧张，我和一名职业罪犯的友谊始终让他觉得不舒服，而他酒喝下肚后的态度也让我难以把他视为好朋友。不过我们已经认识得太久，知道如何维系交情，那就是忽略自己不喜欢的部分，保持亲近而又不至于太亲密。
我们的食物陆续上来时，他告诉我他已经递交了退休申请。我说他恐吓说要辞职已经很多年了，他说他几年前就已经填好所有表格准备离开，接着世贸双塔垮了。“我没有时间退休，”他说，“虽然有些人照样退休，但谁能怪他们呢?他们已经无心工作了。我呢，我早就无心工作了，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杯水车薪。不过‘九一一’时，我设法说服自己，说人民需要我。”
“我可以想象。”
“所以我比原计划多留了三年，也不知道这三年里我做了什么有用的事情。总之，现在我不干了。今天星期几，星期三吗?下星期五就是我最后一天上班了。所以我要做的，就是搞清楚我的余生到底想做什么。”
这就是他邀我共进晚餐的原因，在这个满是鬼魂的店里。
三十多年前，我从纽约市警察局辞职。之后没多久，我也辞掉了为人丈夫、为人父亲的角色，然后从一幢位于长岛的舒适郊区洋房搬到西北旅馆—个简朴的小房间。我不常待在那个房间里。附近位于西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成为我的客厅兼办公室。我在那儿见客户、吃饭，社交生活也以那里为中心。同时我在那里喝酒，一天又一天。当时我天天喝酒。
我就这样过日子，尽可能地撑了很久。然后就像老人们所说的，我把酒瓶用塞子塞住。没事的时候我不再去吉米的酒馆，而是去两个街口外的圣保罗教堂地下室。我还去其他教堂的地下室和大厅，寻找一些事物，填补过去曾被酒所占据的空虚。
在那段时间里，吉米的店租约到期，于是往西南搬了一点，就在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的交会口。我戒酒后就跟吉米的旧店保持距离，他们搬了新家后好一阵子我也同样回避。我再也不会天天去那里了，不过后来埃莱娜和我偶尔会进去吃顿饭。吉米那儿的食物向来很好，而且厨房开到很晚，所以夜里从戏院或林肯中心看完表演出来后，去那里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去参加了吉米的葬礼，在西四十四街的一个殡仪馆，有人放了一首他最喜欢的歌。那是戴夫·范·罗克①的《最后的召唤》，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喝了一夜的威士忌之后，有人放给我听的。我让他放了一遍又一遍。比利·基根当时替吉米工作，星期一到五晚上在店里当酒保。他早就搬到加州去了。而写下这首歌并以无伴奏方式清唱的范·罗克则比吉米早一两个月去世，所以我就坐在那儿，听着一个死人唱歌献给另一个死人。
①戴夫·范·罗克(Dave Van Ronk，1936-2002)，爱尔兰乡村歌手。
一两个星期后，他们在酒吧里替吉米守灵，我也去了，但没待多久。出席的人中有几个我已经多年不见，看到他们真好，但是离开那儿回家对我来说是个解脱。之后一个夏日夜晚，就在那家店确定卖掉后，为了处理存货，让大家免费喝酒。有好几个人都告诉我一定要去，但我根本不考虑。我待在家里看扬基队的棒球赛。
而现在我在这里，面对着一屋子的鬼魂。曼尼·卡雷什是其中之一。我认识他时，酒吧还在第九大道的老地方。他几乎天天都会来吉米的店里，喝一两杯啤酒，跟护士打情骂俏。他也参加了守灵，那是当然的，酒吧卖掉前的最后一夜他应该也想去，不过我不知道他去成没有。他在守灵会上告诉我，他活不了几天了。医生提出了化学疗法，他说，但他们却不敢期望能有什么用处，所以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去当化疗的实验品。他在那个夏季的某一天过世了，就在酒吧关掉后没多久，但我是在秋天才听说的。所以我错过了他的葬礼，但这阵子总有新的葬礼可参加。就像公共汽车，如果你错过了一班，过几分钟就会有另一班开过来。
“五十八岁了，”乔说，“老得可以退休了，可是又年轻得不该过着退休生活，你懂我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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