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来了，我们谈了些其他的事情。犯罪率继续下降，我们都想不出为什么。“州议会有个低能儿，”他说，“说这是他的功劳，因为他协助推动恢复死刑。这不是胡闹嘛，因为纽约州唯一被注射致死的人，只是因为卖了一袋海洛因，结果里面掺了老鼠药。州立监狱的死囚牢房里有几个人，不过他们在被打针前，就已经因为年老而死亡了①。”
①美国现有十二个州没有死刑，三十八个州有死刑。执行死刑的方式共有药剂注射、电刑、毒气、吊刑和枪决五种，各州的规定不同。药剂注射的方式是最主要的方式，也是普遍认为最人道的方式。纽约州已于一九九五年恢复死刑。
“你觉得那只是一种震慑手段?”
“我觉得只能震慑住那些反对恢复死刑的人。实话告诉你，我不认为有人真在乎死刑是不是一种震慑手段。有一些人如果他不再跟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你会比较高兴。那些人就是该死。比如恐怖分子、在公共场所滥杀的凶手、连续杀人犯，还有杀害儿童的那种他妈的性变态。你可以说他们有病，他们童年时曾被虐待，诸如此类，我也不会反对。反正就是得让他们死，他们死了我会高兴一点。”
“我不会有反对的意见。”
“下星期五有个死刑要执行。不是在这里，这个他妈的州不会有人被执行死刑。是在弗吉尼亚州，那个混蛋杀了三个小男孩。四五年前吧。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知道你指的是谁。”
“我唯一听到过的反对意见，就是说死刑犯可能是无辜的。我想有可能，不过这家伙，你还记得他的案子吗?案情清楚明白。”
“据我所知也是这样。”
“他和那些小孩性交，”他说，“然后折磨他们，还留下纪念品，于是警方有足够的物证给他定罪一百次。下星期五他就要被打针了。那刚好是我最后一天上班，我会回家给自己倒杯酒，而在弗吉尼亚州的某个地方，那个狗杂种会被人扎上一针。猜猜怎么样?这比送我一个金表当退休纪念品还棒。”
第02章
他原来约我七点吃晚餐，不过我提前到六点半。女招待送账单来时，他抢过去，提醒我说，是他找我吃这顿饭的。“何况，”他说，“再过几天我就不当警察了。得开始学着付账。”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付账的一向是我。
“如果你要付钱，”他说，“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你请我喝杯酒，或来份甜点，或再喝杯咖啡。”
“我得去一个地方。”
“啊，对了，我们约的时候你提过。要带那个小女人上街吗?”
我摇摇头。“她跟一个好朋友吃晚饭去了。我得去参加一个聚会。”
“你还在参加聚会，嗯?”
“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不过一个星期会去一两次。”
“你可以一天都不去的。”
“我可以，也想不去，”我说，“可是今天的演讲人是我的朋友，而且安排他演讲的人就是我。”
“所以你大概非去不可了。你那朋友是谁，我认识吗?”
“只是个酒鬼罢了。”
“有聚会可以去，一定很好。”
的确是，不过这不是我去的原因。
“应该有一种聚会，”他说，“专门提供给那些饮酒有节制，也不想戒酒的人。”
“这点子太妙了，乔。”
“你这么认为吗?”
“当然。这样，你们就不必非得去教堂地下室不可了。可以在酒吧里聚会。”
“我名叫乔·D，”他说，“我退休了。”
那个聚会是在我所属的圣保罗教堂分会，我已经当过很多次主持人，朗诵匿名戒酒协会开场文，介绍演讲人。“我名叫雷，”他说，“我是个酒鬼。”接下来的十五或二十分钟他就按一般惯例，说他的戒酒故事，以前酗酒是什么情况，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变成什么样。
乔问我演讲人是不是他认识的人，我当时避免直接回答。即使他不认识雷·格鲁利奥，也肯定听说过，而且认得出他神似林肯——但更长——的脸以及沙哑的嗓音。“硬汉雷蒙德”是一名刑事律师，他的当事人往往是激进、被众人唾弃、最不受同情的那类人，他的策略则是把整个制度本身拿来审判。警察恨他，几年前有人朝雷位于商业街的正面窗户扫射，大家都不怀疑那是警察干的——没人受伤，而且雷的知名度大增。“要是早知道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他曾说，“我可能早就自己干了。”
我是在五月份“三十一俱乐部”的年度晚餐上遇到雷的。那顿饭吃得很愉快，过去一年来，我们没有任何会员死亡，晚餐即将结束时，我告诉雷，我负责替圣保罗教堂隔周周三的聚会找演讲人，他想在什么时候演讲?
这天晚上有十四或十五个人，其中至少有一半认识雷，但我们都恪守匿名的传统。演讲后的讨论中，除了雷所告诉我们的，没有人能知道得更多。“猜猜昨天晚上在圣保罗演讲的是谁?”他们或许会在其他聚会中告诉别的会员，因为我们常会这样，虽然也许不应该。不过我们不会告诉戒酒协会以外的朋友，就像我没告诉乔·德金一样，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因为这类社会地位而影响彼此在聚会中的关系。比如保罗·T在五十七街的熟食店当午餐外送员，而阿比从事的则是某种神秘的、与电脑有关的工作，但他们在聚会中得到与知名律师雷蒙德·格鲁利奥同等的关注和尊敬。或许还更受尊敬——因为他们戒酒的资历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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