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自己打给他们。我跟他们没话说。”
“你要我打?”
我猛转身，狠狠瞪了他一眼。“他妈的!”我几乎是对他狂吼，“看在基督耶稣的分上，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抱歉。”
“你确实抱歉。你们这种人永远在抱歉，却永远后悔莫及。”
他转身顺着门廊走到客厅。
我穿好衣服，锁好房屋后半部。等我走到客厅，他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头歪向一边，脸上毫无血色，整个身体累得松松垮垮的。他看来真可怜。我碰碰他的肩膀，他慢慢醒来，仿佛从他置身的地方到我置身的地方隔着好长一段路。
等他注意到我，我忙说：“带个行李箱如何?那个白色的猪皮箱子还在我衣橱的顶架上。”
他兴味索然地说：“那是空的，而且太醒目了。”
“不带行李箱更醒目。”
我走回卧室，站在衣橱内的阶梯上，把白色猪皮箱子由顶架上拉下来。方形的天花板活门正在我头顶，我把它往上推开，手尽可能伸进去，将他的皮制钥匙丢进某一根灰蒙蒙的小梁柱后面。
我拿着手提箱爬下来，拍掉上面的灰，在里面塞了一些东西：一件从没穿过的睡衣、牙膏、备用牙刷、两条廉价毛巾和洗脸巾、一包棉手帕、一条十五美分的刮胡膏，连同整包购买的刮胡刀。没有一件是用过的，没有一件有记号，没有一件引人注目，当然若是他自己的东西会更好。我又放了一瓶八分之一加仑、仍裹着包装纸的波本威士忌。我锁好手提箱，把钥匙插在一个锁孔里，拿到前面。他又睡着了。我没叫醒他，打开门，把手提箱直接拿到车库，放进敞篷车的前座后面。我把车子开出来，锁好车库，爬台阶回屋里叫醒他。该锁的门窗统统锁好，我们就出发了。
我开得很快，但没快到被开罚单的程度。一路上我们几乎没说话，也没停下来吃东西。没有那么多时间。
边境的人没跟我们说什么。到了蒂华纳机场所在的那个多风的台地，我把车子停在机场办公室附近，坐着等特里买票。DC-3的螺旋桨已经慢慢转动热机。一位穿灰色制服、体形高大、恍若梦中情人的飞行员正和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位身高约六英尺四英寸，带着枪套。他身边有个穿长裤的姑娘、一位个子小小的中年男人，以及一个高得把男伴衬得更弱小的白发妇人。还有三四个一望而知是墨西哥人的人站在附近。看来飞机搭载的就是这些人了。登机扶梯已架在机舱门口，但似乎没有人急着上飞机，这时候一位墨西哥空服人员走下扶梯，站着等候。好像没有扩音设备。墨西哥人登上飞机，可是飞行员还在跟那几个美国人聊天。
有一辆大帕卡德【注】车停在我旁边。我伸出头去，看了一眼那辆车的牌照。也许哪一天我会学乖不管闲事。我把头伸出去的时候，看见那个高个儿女人往我这边瞧。
【注】帕卡德：帕卡德汽车是20世纪中叶最流行的豪华型汽车之一。
这时特里穿过灰蒙蒙的石子地走过来。
“都办好了。”他说，“我就此道别了。”
他伸出手来，我跟他握手。现在他气色不错，只是疲乏，疲乏到极点。
我由奥兹莫尔比车里拿出猪皮手提箱，放在石子地上。他气冲冲地瞪着它。
“告诉你我不要。”他不耐烦地说。
“特里，里面有八分之一加仑好酒呢。还有睡衣之类的。都查不出是谁的。如果你不要，就寄放在什么地方。扔掉也可以。”
“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说。
“我也有。”
他突然微微一笑，拎起手提箱，用空着的一只手捏捏我的手臂。“好吧，朋友，听你的。记住，如果事情变得棘手了，你可以全权决定怎么做。你不欠我什么。我们一起喝过酒，渐渐熟起来，我谈自己谈得太多了。我在你的咖啡罐里留了五张百元大钞。别生我的气。”
“我宁愿你没留。”
“我的钱连一半都用不完。”
“祝你好运，特里。”
那两个美国人正在爬扶梯登机。一位面孔宽宽黑黑的矮胖男子由办公大楼的门口走出来，挥手指指点点。
“登机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杀她。所以我才会来这儿。”
他强打起精神，全身变得很僵硬，慢慢转过身，回头望。
他静静地说：“抱歉。这一点儿你错了。我要慢慢地上飞机。你有充分的时间阻止我。”
他走过去。我望着他。办公室的家伙正在等，但是不太急。墨西哥人很少失去耐性。他伸手拍拍猪皮手提箱，对特里咧嘴一笑，然后侧让一边，让特里穿过门口。过了一会儿特里由海关那一边的门口出来。他非常缓慢地走过石子地，走到扶梯前，停在那儿，朝我这边看。他没打信号或挥手。我也没有。接着他上了飞机，扶梯就收走了。
我上了奥兹莫尔比车，启动，倒退，掉头，驶过停车场。高个子女人和矮个子男人还在停机坪上。女人伸出一条手帕挥舞着。飞机开始滑行到停机坪末端，扬起大量尘土。机身在那一端转弯，马达加速转动，吼声如雷，飞机开始慢慢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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