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严肃地跟我说，他绝对不能做这种事情。档案纯属机密，这是律师与客户之间最重要的义务关系。更何况，霍兰德的电脑设有密码，他人无从得知。我说他一定知道霍兰德的密码，因为事务所不可能让霍兰德手上的案子悬着，影响整体运作，只是他不想告诉我。我说我绝对无意破坏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义务关系，只想找两个名字。如果他找不到，告诉我没有，并不会破坏行规;如果他找到了，不妨改变想法，剩下的事是我该去伤脑筋的。
最后，我想他宁可敲几下键盘、按几下鼠标，也懒得再和我这样纠缠下去。不出我所料，他没有花半点时间思考职业道德的问题。当然，他没找到比尔曼和伊凡科这两个名字，这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我又找到了雷·格鲁利奥，问他对比尔曼与伊凡科有没有印象。这两个人大概不会雇用律师，但谁知道呢?不过我相信，霍兰德夫妇血案只要能和政治扯上一丝关系，“硬汉雷蒙德”就有办法大显身手——比如批判社会制度——让大家一时之间摸不着头绪，最后让他下流无耻的客户无罪开释。
但他也没有帮这两个人打过官司，在科尼岛大道命案曝光前，连这两个小角色的名字都没听过。德鲁·卡普兰，布鲁克林一家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兼律师，虽然无案不接，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他说，比尔曼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但却说不上来为什么。“如果这两个人上过法庭，你应该可以找到帮他们辩护的人。”他说，“这种事是有记录的。帮他们辩护的律师，愿不愿意跟你谈是一回事，但要找出他们并不难。”
我早就查过了。伊凡科被起诉过好几次，每次都找义务法律人员协助，我用电话找到其中一个——另一个死了，还有一个搬离纽约州了。她跟我说，除非当事人过世，否则她不便跟我说什么。而且，坦白地说，她也没什么好跟我说的。她曾经帮伊凡科处理过一起强奸未遂的案子，目击者并没有把伊凡科指认出来，而她刚好在现场，能够请求法官无罪释放，成功了。这是她跟伊凡科仅有的接触。我的印象是：这一次她都觉得太多了。下一次，她选择代表强奸受害者，她是自愿的，还特别跟一个男同事交换了工作。“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能有效地替强奸未遂的嫌疑犯辩护。”她说。
我找遍了熟人，但完全找不到比尔曼的记录。我倒不认为他们有所保留，应该是他们手上也没有半点资讯。这点我很明白。比尔曼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上的时候，尸体已经被贴上标签了。他在曼哈顿杀了两个人，在布鲁克林杀了一个人后自杀，实在看不出有必要去追究他之前的经历。
媒体觉得这事还有点新闻性，所以我知道的一点信息也是从报纸上看来的：他曾经因为一些轻罪被起诉，但是并没有坐过牢，最多是因为妨碍治安与酒后闹事被拘禁一个晚上而已，第二天早上就被释放了。他的罪行无非是私闯布朗斯维尔的民宅、坐地铁不买票，反正只是个不入流的小混混。
强盗、攻击、多人命案、谋杀——他们进步得还真快。当然伊凡科曾经有强奸前科，对于拨火棍的使用，更有别出心裁的创意，最后割断苏珊·霍兰德喉咙的可能也是伊凡科。但伊凡科没有射自己三枪，这应该是比尔曼的杰作，这样的话，假设他在西七十四街曾经用过枪，也很合理。他两次开枪都是打了三发子弹，最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他把第七颗子弹射进自己的上颚骨，直抵颅腔。
两次用的是同一把枪，点二二吧，我猜。哪一种型号的呢?弹匣能装几发子弹?自杀之后，弹匣里还剩几发?他有没有重新装填子弹?
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了。
我那个星期忙忙碌碌，但是没有惊动警察和律师。有天下午，我到埃莱娜的小古董店帮她看店，她去参加一个拍卖会。我没卖掉什么东西，但也没有砸破什么东西，不赔不赚。
我参加了三场聚会，圣保罗两场，中午在西城一场。埃莱娜跟我还听了两场音乐会，第二场是来自布拉迪斯拉发①的巴洛克乐团。埃莱娜说，她好像没有认识的布拉迪斯拉发人，我说我以前有个朋友，是在那里出生的。几年前在格林尼治村的聚会里见过他。他很小的时候就来到美国，记忆里只有下东城，皮特到麦迪逊之间的区域。以前的老建筑现在都被夷平了，他跟我说，这样也好。
①斯洛伐克的首都。
我们当然不可能到布拉迪斯拉发去，离开音乐厅之后，找了部出租车到格林尼治村，那里从谢里丹广场开始，一路都是地下室爵士乐酒吧。这里的观众对于音乐的关注程度不下于林肯中心，唯一的差别是这里的人喜欢用脚打节拍，独奏结束后少一些掌声而已。我们俩没说什么话，出了酒吧就直接回家。
在厨房的餐桌上，我说：“前几天，我做了个梦。”
“哦?”
“我不记得开头。有没有人记得梦是怎么开始的?”
“怎么可能?在梦开始之前，你就必须要有记忆才行;这等于是你在出生前就有记性。不过，的确有很多人说，他们记得出生前的事情。”
“很难证明。”
“根本无法证明。”她说，“但是，我不想转移话题。你做了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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