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森在学校里的功课不怎样，她说，再婚之后，他跟继父处得不好，她也承认，她的新丈夫脾气有点古怪。杰森也是副浪荡的性子，遇到麻烦也不知道躲，但绝对不是什么坏孩子。他没有伤害过谁，心地也还算善良。他因为溜进地铁站想逃票而被抓起来，这她是相信的，从店里顺手摸鱼，也大有可能，但是大家说他干过这么天大的坏事，就……
我跟她说，我发觉有些事情不大对劲，仔细琢磨后，觉得凶手应该对霍兰德这家人有些特别的动机。如果我能发掘出一些共同点，找到他孩子跟伯恩和苏珊·霍兰德之间的关联，我就能把这些点，连成一条线。
她把奶油涂在麦麸松饼——纽约出品的松饼是最好的，这点我敢保证——上的时候，看来像是不断在回想。她咬了一口，喝了一口冰茶，又咬了一口松饼，喝了更多冰茶，看着我，摇摇头。
“我根本不知道他认识谁，不认识谁。”她说，“他大概一个星期会打一个电话给我，这点他倒是很守规矩。当然是付费电话，我跟他说，没有钱没关系，电话要打。我也尽可能地帮他，每隔几星期，我都会寄张汇票给他。我不能寄支票，因为他在纽约根本找不到愿意收外州支票的银行;他又没有户头，也不可能存进去再转账。他什么都没有。”
不过，杰森终于开始寻找自我，站了起来。他还是无法主宰他的人生，但至少比以前有出息得多;他愿意在人生旅程里扮演积极的角色，而不是被动地看看前面还有些什么。
“他开始工作了。”她说，“一天三个小时，星期一到星期五，替一家小吃店送午餐。下班之后结当天的账，给现金，没多少钱，但有小费。晚上他也干活，替一家杂货店送东西。”
我想杂货店这个词可能不准确。她说，“在你们这儿叫什么?就是把啤酒之类的一箱一箱堆起来，你们这儿叫什么?”
“酒馆。”
“纽约人是这么叫的。”她说，“我们中西部可能比较拘谨吧，说做作也行。我们管这个叫杂货店。你可能不知道吧，就像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叫这个名字，我想，我们两个都算是学到一些东西了，是吧?”
杰森短暂的生命中，好像没有学到什么，她自己也知道。打两份零工，还称不上是奋发图强的年轻岁月。但如果你知道他以前的事，你会庆幸他终于走回到正道上来了。
“他最后一次惹上麻烦的时候，”她说，“他们找了个心理医生给他辅导。我倒是觉得纽约的这点真不错，因为杰森说，这位先生帮了不少忙，帮助他看清楚自己的前途。虽然他有很多不愉快的往事，但不用一辈子都陷在里面。从此之后，他的生活就好得多了。”
她这番话如果能再详细点，可就有用了。比如说，那个社会工作者的名字，他就可能知道杰森·比尔曼在新生活中的交往状况。如果知道他打零工的小吃店在哪儿，说不定也能探到点蛛丝马迹，可是，除了这些粗略的信息之外，她就什么都不清楚了。她只知道那家小吃店在曼哈顿，没有办法提供详细的地址;那家杂货店——嗯，酒馆，这个词连我自己都快忘了——也不知道躲在纽约的哪个角落。
她终于把麦麸松饼和冰茶解决掉了，我只点了一杯咖啡。差不多了，我拿起账单，她瞥了一眼皮包，问她应该付多少钱?我说，我会处理。她说，她很愿意分摊，我跟她说不用了。“你是客人，”我说，“下一次，我到威斯康星，就会让你请客。”
“你人真好。”她说，“我还以为你是来敲我竹杠的呢。”她说，有几个私家侦探曾经来找过她，有一个人劝她回家，别浪费时间了;有几个要她付一大笔定金，才肯接下这个案子。
“有两个向我要两千块，还有一个要两千五百块，”她说，“甚至有开到三千的，我忘了详细的数字。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他就说一千也行。我就跟他乱扯，他一看，就说先给五百，他马上开始干活。我猜钱一到他手上，他马上就会消失，从此不见踪影。”
我跟她说，她的决定是对的。她再次跟我道歉，我觉得实在没有这个必要，还问我她是不是该在纽约多留几天。她原计划乘明天一早的飞机回家，但还没下定决心，也许她应该多留几天。
我跟她说，完全没有必要。我给她一张名片，确认上面的地址跟电话是对的。然后，我陪她走回旅馆，尽管她一直觉得不必麻烦。我看着她到柜台拿钥匙，进了电梯，然后才出门，找出租车。
我一进门，埃莱娜就跟我说，艾拉·温特沃思打了两个电话过来，他没说什么，只要我尽快回电话给他。
我赶紧打过去，一个鼻音很重的男人说：“值班室，我是阿克。”我报上我的名字，跟他说，温特沃思要我回电。
“他不在，”他说，“但我知道他在找你。你可不可以十分钟之后再打电话过来?”
“我不会再出门了。他有我的电话，请他再打过来吧。”他把我跟他说的话重复一遍，就把电话挂了。我这才发现，我忘了问他是哪个分局。我拿起电话，正准备按电话号码，但手指头没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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