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布莱特跟阿登·布里尔,”他说,“两个名字之间,有没有什么微妙的关联?”
“也许有吧。等我们找到他,当面问他。”
“你如果还要打电话,”他说,“用这个好了。”他把手机递给我,然后利用电话让他的电脑连上网络,当电脑接上网络,和世界上其他空间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发出了很诡异的声音。然后一个很温和的声音提醒TJ,他有信件进来了。他说:“管他呢,让它们等着。”继续噼里啪啦地敲打着键盘,他皱着眉头,看着电脑屏幕,嘴里叽里咕噜地发一些让人听来很烦的噪音。
我随手拿起一本经典小说《双城记》的漫画版,读起法国大革命的原委,当然,绝无意外——书里又提到了德法吉夫人①和她的毛线针,这时候,TJ说:“百老汇,七二四号。”
①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的人物,她把贵族的暴行编织成不同的花纹,记录在围巾上,渴望着复仇。
“你说什么?”
“电话号码登记的地址。”
“你是怎么查到的?从地址倒过去查电话的目录吗?”
“有一种很特别的目录,没错。”他说,“而且不用欺骗服务人员。”
“她说,他的办公室在百老汇那边,”我想起来了,“十四街下面一点。听起来这地方是对的。”
“等一等,”他说,又查了一下资料,百老汇七二四号大约在威弗利广场附近。我问他能不能查到还有谁住在这个地址,他问我想要找谁。我跟他说,任何可能知道亚当·布莱特下落的人都行。
我因此得到十来个电话。五个没有人接,其他的电话倒是颇有参考价值。四个人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亚当·布莱特这个名字,两个人依稀记得,有一个人知道他搬走了,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我说:“你住在威弗利广场附近吧。”
“在威弗利跟华盛顿中间。”他说,“但我正要出门,老兄,过来拜访就不必了。”
“没关系。”我跟他说,“反正我也用不着你了。”
“那么,你去死吧。”他说,然后挂了电话。
TJ说,他说不定有别的方法可以找到布莱特,所以,我留他在旅馆里打电脑,自己上了去往下城的地铁。我在百老汇和公共剧院之间出了地铁站,走了一条半街,来到一间大门紧锁的建筑前。原来是八层楼的商业大楼,现在多半改成私人住宅了,住户在上面挂了信箱,看了一遍,没看到姓布莱特的,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一个牌子把我引到向南两个门之后的管理员室。我又花了一点时间,才在地下室找到他,他是肤色不深的黑人,一张长椭圆形的脸,两撇小胡子,像是铅笔画出来似的,讲话带着西印度群岛的口音。我说,我找一个叫亚当·布莱特的人,他一听,立刻捧腹大笑,好像听到了世上最好笑的笑话。
“请问你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吗?”我说。
“哦,”他说,“每个人都想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他搬走的时候,合约还有两年,房租欠了三个月。房东也非常想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还有爱迪生先生和贝尔太太。”
“爱迪生先生和——”
“康拉德·爱迪生先生,”他说,还挺得意的,“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太太,大家管她叫妈妈。他的水电费和电话费都没付。”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
“这就是个谜了。根据我的看法,头一年还算安分,第二年之后,行踪就开始有些飘忽不定了,然后,不知道哪一天,他就走了,至于确实的时间,我就真的不知道了。房东一直想把房租追回来,最后没办法,只得找个锁匠,把门打开,结果就印证了《哈伯老妈妈》①那首老歌了。”
①这是一首童谣,头几句是这样唱的:她到橱柜,为了老狗,找根骨头。到了那里,柜子空空,可怜老狗,两头落空。
“怎么说?”
“到了那里,柜子空空。他把衣服都拿走了,留下家具,出发去开辟新天地去了。”
“就跟哈伯老妈妈一样。”
“一点也没错。”
“家具值钱吗?”
“他的贷款还没付清呢。但我想值点钱吧,因为家具公司特别找人过来把它们搬走了。你老打听这些干吗?你干哪行的?我这样问没太失礼吧。”
“这倒是个好问题。”我说,“讲到行业,他在这里开业过吗?”
“讲到行业,”他说,“我一天到晚在忙我自己的事情,他有没有开业,我也说不上来。他住在这里,该做买卖的时候,常常有人上门来找他,不该做买卖的时候,也有人上门找他。你说,这个人工作的时间怎么这么怪呢?”
“对啊,你说他是干哪行的?”
“说是为非作歹,倒也不像。你下一个问题是不是要问这个?”
“不是。”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我现在才想起来,除了称赞我问得不坏以外。你找他干什么?他也欠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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