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
“一个性心理变态，一个黑手党老大，一个争取生命权力的，还有一个黑人暴力煽动者。所有的人都一直想从中找出一个共同特征。原先你以为如果知道是谁干的，死者的共同点就会很明显，结果还是看不出来。”
“他其实只需要杀第一个人的原因，”我说，“而他已经有了。他一直想着他在里奇·沃尔默获释这件事情里头所扮演的角色，麦格劳的专栏促使他采取行动。那时候他很可能只想杀一个人。”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猜他发现他喜欢杀人的滋味。”
“你是指从中得到刺激感?一个中年律师忽然间发现自己也有个变态的灵魂?”
我摇摇头。“我并不认为他是忽然间变成一个嗜血杀手。但我想他从中获得了满足感。”
“满足感。”
“我想是的，没错。”
“杀人可以得到满足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你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
“我想应该会有满足感，”他说，“尤其对一个自己已经被宣判死刑的人来说。‘我离开人世之前，能做些什么来改进这个世界?噢，我可以宰了那个狗娘养的。这么一来，我也许无法长生不死，但至少我比你活得久，你这混蛋。’”
“就是这个意思。第一个是里奇。第二个是因为他想再杀一个人，所以他挑了另一个法律无法制裁的人。他知道一些帕特里齐奥·萨莱诺的龌龊事，足以让他对此人产生强烈的负面意见。”
“之后呢?”
“我想他的动机越来越薄弱。第三和第四个都一样是法律无法制裁的人。罗斯韦尔·贝里明明曾挑起一些暴力活动，导致堕胎医生的死亡，可是法律却无法动他们一根寒毛。我想这里头没有个人因素，除非阿德里安认识某个医生，或对堕胎权利这个主题有强烈的感受。”
“他姐姐。”雷蒙忽然说。
“他姐姐?我不知道他有任何兄弟姊妹。”
“他跟我提过一次，”他说，“很久以前了，那时他每天大喝特喝，远远不只一杯即止。他当时就喜欢纯麦苏格兰威士忌，不过我忘了哪个牌子。”他忽然匆匆一笑，“可是我记得那个味道。想不到吧?那时我们都喝得半醉，他告诉我他姐姐的事情。她比阿德里安大两三岁。死的时候正在外地念大学，阿德里安则快高中毕业了。”
我想我知道结果怎样，但我还是发问了：“她是怎么死的?”
“败血症，”他说，“那种感染像野火似的又快又猛。当时他只知道这些。几年后他才从母亲那儿得知详情。他母亲直到他父亲过世才告诉他，当然你猜得出是怎么回事了。”
“对。”
“无照医生堕胎引起的败血症。这让阿德里安成了堕胎权的捍卫者吗?你应该知道没有。或许他偶尔会捐点钱，或者去投个赞成合法堕胎的候选人，或者去投反堕胎候选人的对手一票，但他没有在一堆请愿书或公开信上签名，我也没见过他在圣帕特里克教堂外面示威过。”
“可是当他要拟一份谋杀名单的时候——”
他点点头。“当然了，为什么不?‘这是替你报仇，姐姐。’”他闭着嘴打了个哈欠，“真好笑，’他说，“我喝酒的时候从来不会累。当时熬夜谈话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情。”
“我回家好了，让你睡点觉。”
“坐下，”他说，“我们还没谈完呢。总之，我们只需要再暍点咖啡。”
“你根本没有所谓的证据，”雷蒙·格鲁利奥说，“这些东西离起诉还差得很远，更别说想定罪了。”
“这点我明白。”
“不过我承认，既然被告已经不在人世，想起诉和定罪还有待商榷。”他坐回原来的位子，“而且你不打算说服陪审团，对不对?你想说服的是我。”
“然后呢?”
“然后我想我已经被说服了。”
“要找到足够的证据不是办不到，”我说，“只要有一大堆拿着警徽的家伙去查。他们可以印几打阿德里安的相片，到几个机场和饭店拿给大家看，就能找到一个记得他的人。去NYNEX电话公司调阅他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记录。他也许大部分打公用电话，但是会有少数几个和威尔的行动有关。然后仔细搜查他的公寓和办公室，之前我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有足够的权力，这么一来，谁知道会发现什么证据。”
“那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我该拿这只睡狗怎么办。”
“按照惯例，你应该要让他安息。”
“我知道。”
“阿德里安已经死了，威尔也正式退休了。他在他的最后一封信里这么说。他是怎么做到的?离开法庭时顺便把信丢进邮筒?”
“看来是这样。”
“先写好那封信，贴上邮票，随身带着。然后等他的案子一结束，他的当事人刚好有个机会改认个比较轻的罪，就到了投降的时候了。于是他寄掉那封信，回家演最后一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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