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安德里安尼吗?”
“他是不是五十七街那家画廊的老板?”他笑了，露出一嘴整齐的白牙。“他说，您可能会感兴趣。”
“你是艺术家吗?”他摇摇头。“我叔公才是。”
“先坐一下。”她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就随便看看。马上就好。”
她又拿起电话。“抱歉。”她说，“莫瑞，前两天我寄了一封电子邮件给你谈这件事情，他们要我星期一向陪审团报到，履行公民义务。”
“怎样?”
“要怎么脱身?”
“脱不了身。”他说，“你已经申请两次延期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能不能再申请延期?”
“不行。”
“为什么不行?我为什么要管这种鸟事?我有生意要做啊，拜托哦。如果我被困在法庭里，谁来帮我看店?”
“一点也没错。在犯罪法庭里待三天，苏珊·波玛伦斯画廊的生意会跌落谷底，引发股市崩盘，黑色星期二的惨剧再次发生——”
“非常好笑。我不明白我为什么非得做这些鸟事不可。”
“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
“如果你也是个体户的话，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反感了。”
“规矩改啦，甜心，以前可不是这样。到处都是漏洞。好几年来，不断有笑话嘲笑这种现象：你的命运掌握在十二个连逃避陪审义务都办不到的笨蛋手上。”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应该不至于这么笨——”
“但是规矩改了嘛。”他说，“现在每个人都得担任陪审员啊，律师、退休的警察，没有人可以例外。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卢迪两年前也进过陪审团，他那时是市长，还不是乖乖地到法院报到?”
“如果他想要脱身的话，他一定有办法的。”
“你这话说得有道理，如果你当选市长的话，说不定可以混过去，但是根据你目前的状况——”
“我下个星期要到汉普顿去。”
“这就另当别论了。”他说。
她不知不觉地笑了起来。“我是说真的。”她说。“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跟他们说我是瞎子，或者是说我有广场恐惧症?”
“最后一个理由蛮有创意的。”他说，“你非常害怕墙壁一尺空白的地方，这理由还说得通。他们寄给你的文件在手上吗?”
“我总不会把它给扔掉吧。”
“有可能。我意思是你手头有没有。”
“那我一定找得到。”她说，“等一等。就在这里。要不要我传真给你?”
“麻烦你传过来吧。”
“马上就传。”她说，挂掉电话，在旋转式名片架里找到他的名片，拿着那封要她出庭的通知书，走到传真机旁边，传过去。这个过程真是神奇，一下子，这封信就会在这城的另外一头出现。等传真的时候，她偷瞄一下那个年轻人。他站在艾莉莎·麦雷迪的画作前面。麦雷迪是一位年长的女画家，住在西弗吉尼亚州，画那种正经八百的油画，多半是描绘圣经人物，神情看起来总是像在承受某种痛苦，却又无动于衷的模样。
“那是摩西。”她说，“那是埃及纸草上金犊的图案。她画了一大堆状似不相干的小东西，但总能统一在人物散发出来的精神里。她是自学出身的，我想你叔叔也是这样吧。”
“应该说是我妈妈的叔叔。”他说，“算起来是我的表叔公。他叫做安莫里·欧古德，从来没有念过书。”
她冲着信封点点头。“你带幻灯片来了?”
他打开信封，递给她一张彩色照片，像是电脑印出来的。他的作品是很古怪的集合体，拼拼凑凑的，东一点西一点的垃圾，用抽象雕刻的风格组装起来。一时之间，无法判断作品实际大小，打印质量很差，只能从一个角度欣赏，但是她还是可以感受到创作的力量，一种毫无假饰的朴质动能。
仔细分辨一下，这股力量中，还有些别的：一种暧昧的兴奋快感，一种“砰”一声的解放，在她的胸中回荡。
“只有这个吗?”
他摇摇头，从信封里拿出一张光碟，“我有个朋友有数码相机，但只印了这一张，但他说，如果你有(has)，如果你有(have)电脑的话……”
电脑她当然有，在她的办公桌上。她把光碟放进电脑，稍微看了一下，起码有二十来张，先前“砰”的一声，在她心里卷成漩涡，越卷越大，轰然作响，吞噬了她整个身体。
她说，“你说他叫什么名字?”
“安莫里·欧古德。”
“你是……”
“他的侄孙。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外祖母，是他的姐姐。”
“我是说你叫什么名字?”
“喔，我没有说过吗?抱歉，我叫雷吉纳德·贝伦。”
“大家叫你雷吉纳德，还是叫你雷吉?”
“多半是叫我雷吉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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