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什么发现的话，可以尽快让她知道吗?请放心，一定会跟她说的。
谢夫林的公寓在八十六街的北边，在哥伦布大街与阿姆斯特丹大街之间。八十六街是辖区划分的界线，照理来说，谢夫林失踪案，应该归二十四分局受理，但是，海伦·玛莎琳却没有找距离西一百街有四分之三英里远的二十四分局，而是理所当然地走了四条街，来到西八十二街的二十分局。这里比较近，巴克伦跟随着她的足迹。
执勤的警员叫做巴特·贺迪格，有一张圆圆的红脸，头发所剩不多，经过他的精心打理，全部都服服帖帖地躺在他的脑门上。他马上就认出巴克伦，在他还没介绍自己之前，抢先叫他老局长，不知道什么风把他吹来了，太荣幸了，有什么他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吗?有傻瓜巡警在老局长的车窗上，放了一张违规停车的罚单，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把罚单交给他就行了，剩下的事情他负责摆平。
“一个老太太几天前来过，填了一张失踪人口协寻申请表。”他说，“这位老太太姓玛莎琳，失踪的人名叫彼得·谢夫林。”
“住在八十六街。”贺迪格说，摸摸下巴，“您不是来告诉我们，这个可怜的老先生怎么了吧?”
“这就是问题了，他到现在还没回家。”
“如果他到波可诺山区打高尔夫球，没回家是应该的。”
“你觉得他是到那里去了?”
“那是我想去的地方。”贺迪格说，“如果我有时间，手头还算方便的话。老局长，恕我直言，您为什么这么关心?”
“一个朋友托我来问问。”
“这就是了，”贺迪格说，“谁都有朋友，他们早晚要找你帮忙的。您的朋友是玛莎琳太太吗?”
他摇摇头，“一个朋友的朋友。”
“啊，您见过那位老太太吗?”
“今早见过。”
“在我受理前，她已经来过一次了。”贺迪格说，“她没跟您提起吗?”
“提过。”
“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托尼·邓达克讲了一些有的没的，把她打发走了，因为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老先生遭到了意外。”
“但她还是又回来了。”
“是啊。为了让她安心，她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帮她填了一份失踪人口协寻申请，外加一份报告。”
“可是你没有帮她交上去。”
他摇头。“交上去也没什么用。谁会挨家挨户地敲门，看看那个老先生到底躲在哪里?他干他的私事，外人管那么多干嘛?我报上去只是自找麻烦，反而有人会问我，这个案例明明不符失踪人口标准，为什么还要受理?所以，我就让她高兴高兴，然后把申请书放进档案柜里。”
“就丢着不管了?”
“不。”贺迪格说，“我还打电话到他上班的地方，跟他的部门主管讲了半天。没错，谢夫林不知道为什么，的确有一个星期左右没有进办公室了。他们也接到过一个电话，说他这段时间会不在。他们好像压根不在乎似的，跟他们讲完之后，我自己也找不到什么理由穷紧张。”
“她有没有跟你提那艘船的事情?”
“跟您说老实话吧，”贺迪格说，“我有点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重要的线索?”
“应该没有。你跟他老板谈完之后，有没有做笔记?”
“您说他的部门主管啊，有，我有做笔记。”
“归档了没有?借我看一看。”
贺迪格面有难色。“这个嘛，”他说，“您知道我们的规矩，能帮的忙，我一定帮，老局长，但是，调档案需要官方身份，据我了解，您现在已经不具备公务人员的资格了。”
“好几年前就没有了……”
“所以您不是为了公事来查这个案子的?”
“不是。”他同意这种说法，“这样一来大家不就都方便了?是吧。我用不着打报告，你也可以省很多工夫，更不会有人板着脸孔，问你哪条规定说，你可以随随便便填一张失踪人口协寻申请，随随便便写个报告，而且还随随便便丢到不知哪个抽屉里去?”他很开心地笑了笑，“当然啦，”他说，“如果硬要我拿起电话，找你的上级，我想我也不是办不到，几分钟之内，就会有一个制服上满是勋章的家伙打电话给你。这个人的官位嘛，调动国民警卫队应该不是问题。”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贺迪格说，“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彼得·谢夫林在费兹莫利斯与雷博得公司上班，地址在第六大道，洛克菲勒中心附近。他的主管，也就是那个让贺迪格觉得情况没什么严重的人，叫做华莱士·温格纳。
巴克伦在附近的小摊上买了两个三明治，一瓶喜力，在中央公园的长条凳上吃午餐。那瓶啤酒，让他的行径在技术上触犯了“不得在公园内饮酒”的法律。为自由给法律一拳，他跟自己说，然后开始吃午餐。
他在露天野餐，所以觉得可以自在地使用手机，他一直认为在餐厅里打手机实在是万恶不赦的罪行，至少，打个比方，至少要比在公园里喝啤酒严重。他把垃圾放进纸袋，扔进垃圾筒，回到长条凳上，设法查出费兹莫利斯与雷博得的电话号码，今天星期六，又是劳动节连续假期，办公室里一定没人接。但你怎么知道这华莱士·温格纳不是工作狂?试一试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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