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叹了一口气,或许还自言自语地喃喃说了一些话。因为我知道自己有这个习惯,我曾经对猫说话,曾经多年对着金丝雀喃喃自语。他耳聋,高兴起来也大声嘟哝。上帝慈悲!可从我的语调你可以判断得出上帝已经不再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肯定这种情况已经有多少年。可是他睡得很沉,根本听不见。他准是仰卧在床上,下巴往下垂,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准是这样。
我不是一个体重的女人,更算不得肥胖。我有点儿发福了,因此两腿和脊背的负担加重。自然而然急躁起来的时候就会感到呼吸急促。
处在我的地位,女儿们偶尔打电话来,我就告诉她们,你们无所谓,噢,别对我说!
我慢慢地、痛苦地摸索着走进盥洗室,因为膀胱胀痛。我快受不了了。我闭上眼睛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盥洗室,整座屋子都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还是想努力看清楚,在这种环境下实在是犯了一个错误。于是我摸索着找门,一会儿碰着脚趾头,一会儿撞到书桌上,似乎盥洗室的门换了一个地方,改到了原地几英尺以外。我一边喘气,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嘟囔囔,在我这个年纪,如果在人的世界里得不到尊重,至少物质世界也该尊重我。当然,他是听不见的。他正自私自利地呼呼大睡着呢。
幸好盥洗室就在房门外面的大厅里。因此我无须走得太远。
进了盥洗室,我忘了没电,在墙壁上摸索着寻找开关。习惯是多么的顽固!
可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抽水马桶。我发现盥洗室比房间里和大厅内更黑;虽然在抽水马桶后面有一个窗户,窗户外面可以看见陡峭的屋顶和一片古老茂密的牧场(自从我们迁居到这里,十二年来多少个夜晚这片牧场沐浴在月光下,我站立在这扇窗户前向外张望。眺望什么呢?期待什么呢?)。可此时窗户也溶入黑暗之中。一团漆黑。要不是雨点劈啪劈啪地打在窗户上,湿气逼人,你简直不能相信那里有个窗户。
我摁了一次、两次、三次,抽水马桶才流出水来。跟以前骂过多次一样,这一次我也咒骂管道设施。因为这所老屋子里的管道总是这里那里不断地出毛病。谁会打电话叫管道工来修理?——又让谁开支票给管道工付钱?女儿们说,你为什么不埋怨老爸,为什么你不让老爸一个人独自待在乡下,你知道老爸的神经不好,她们现在,或者过去常常这样说,可怜的老爸。这些小傻瓜自以为知道——
说到底我想还是我的错。这么不假思索就一下子同意把我们原来的房子卖掉了,搬到这里来。离开了我们在大学城里居住了四十三年的屋子,搬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农场,这些单调的树木,保存着他的记忆(因为小时候他的父母曾经在夏天带他来过这里走访亲戚——他说那是他一生中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光)。但却不是我的。没和我的三个女友告别,因为她们小瞧我,认为理所当然,我受不了,搬走是对她们的报复,我报复了。现在悔之已晚。
我听着越来越大的雨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团漆黑中摸索着回到床上。哗啦!雨水又冲刷窗框,劈啪劈啪地打在屋顶上。现在是他的鼾声没有刚才响了,还是风声太大,压倒了他的鼾声;我不在床上的时候,他一直没动。在一团漆黑中,我很可能发病或者晕倒滚下楼去,他会注意到吗?——笑话。我躺下来,垫子里的弹簧嘎吱嘎吱地响。他还是一动不动。
于是,我尽力不再想这场大雨,不想地窖。不想雨水往外溢出来的屋檐。我努力镇定自己,看着黑色的雨水向我涌流过来,看着也许会把我抬起、浮在水面的浅浪,就像在游泳池里学会的那样浮起来。令人惊奇的是,我很轻易地浮起来了。而且一点儿也不害怕,而年轻的女人却遇到困难,骨瘦如柴的最糟糕,老是浮不起来。这么容易。你只消听之任之,就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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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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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的心静不下来。就像织毛衣——钢针一闪一闪,卡嗒卡嗒地响个不停。
长年累月他 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打印讲义,不让人打扰,打的都是同样的讲义,写学术文章,编写他唯一的著作——以不规定就谁也不会读的古希腊悲剧为题材。我想我们作为他的妻子和女儿,为他感到自豪,我想我们大家生来就有一种自豪感,所以我想我们必须为某些事情感到自豪!当然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教授,他的薪金足以养家活口,我承认。可怜的老傻瓜总是叼着烟斗,不知道自己吸的是什么。他们这些人都是这个样。不许他真正吸烟的时候,他就像婴儿吮吸橡胶奶嘴一样,把没有点燃的烟斗衔在嘴里吮。一副可怜相。他们在研究古籍的公共休息室里举行退休派对,只有甘甜的红葡萄酒,插着牙签的一块块干酪,祝几次酒,主席的赞扬。他站起来致谢,眼里闪着泪花,而那些年纪较轻的教授们则相视傻笑,就连那些快要退休的资深教授也把哈欠强咽下去,就像强咽大得难以下咽的桃核一样。瞧着真是可笑!
大家举杯祝贺埃莫利特斯教授,他庄严地举起自己的酒杯。从来不知道。可怜的老废物,老傻瓜,从来猜不到在那种场合第一个钻进我心里的是什么想法。
然而,后来,由于自己的弱点,为了报复我那几个不多的朋友,我却让他说服了我,搬到了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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