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蓝色厢型货车经过她的凯美瑞时继续往前开，在附近绕了一圈，然后就停在那家超市正前方的消防栓旁边。
弗朗辛·库利离开家的时候，我还在吃早餐。
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埃莱娜和我在东六街上的一家印度餐厅吃了晚饭，然后赶到拉斐特街上的公共剧院看新改编演出的话剧《勇气母亲》。我们的位子很不好，有的演员讲话根本就听不清楚。本来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想走，可是其中一位男演员是埃莱娜邻居的男友，我们想等谢幕之后到后台去称赞他的演技，后来又决定跟他一起到附近街角的一家酒吧喝一杯。结果那地方挤得水泄不通，真让我搞不懂。
“太棒了，”走出酒吧时我对埃莱娜说，“他在台上三个小时，讲的话我一句都没听清楚，刚才我坐在他对面一个小时，也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我怀疑他是个哑巴。”
“那出戏没有三个小时，”她说，“大概也就两个半小时吧。”
“感觉像三个小时。”
“感觉像五个小时!”她说：“咱们回家吧。”
我们回到她的住处。她替我煮了咖啡，自己泡了杯茶。我们一起看了半小时CNN，广告时间聊了聊天。接着我们上床，一个小时之后我起床摸黑穿好了衣服。走出卧室时她问我上哪儿去。
“对不起，”我说：“我没想吵醒你。”
“没关系。你睡不着?”
“是啊，我觉得好像透不过气，不知道为什么。”
“去客厅里看看书，或者把电视打开，不会吵到我的。”
“算了，”我说：“我觉得有点烦躁，步行回旅馆或许能让我平静点。”
埃莱娜的公寓在五十一街，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我住的西北旅馆在五十七街，第八和第九大道之间。外面很冷，本来我想叫出租车，可是走一条街之后就不觉得冷了。
在一个街口等红绿灯时，我无意中瞥见两栋高楼之间的月亮。几乎快月圆了，难怪，那个晚上就是有月圆的感觉，血管的血在奔腾，让我老觉得想做点什么事，可就不知道到底应该做什么。
要是米克·巴卢在城里，或许我会去他的酒吧找他。可是他现在人在国外，而且我此刻的情绪，进哪个酒吧都不安。回到家后，我拿起一本书，挨到大约四点左右，才把灯关了，上床睡觉。
早上十点钟我已经坐在街角的火焰餐厅，吃了一份简单的早餐，顺便读读报纸，主要是看看社会版的犯罪新闻和体育版。全球版永远只报道危机，我无暇关心，除非国内或国外真的是大祸临头了，否则无法引起我的兴趣;太遥远了，我的心力拒绝为之烦忧。
上帝知道，我闲得很，每条新闻都可以细细读，再加上招聘栏和租售版。前一个星期，一家办公室设在熨斗大厦②里的规模颇大的侦探社给了我三天的工作，可是后来就没音讯了，而我最后一次靠自己关系做的工作，更不知已是哪年哪月的事。我的钱没有问题，所以并不是非工作不可，而且我也已经学会每天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做点什么。月亮虽已西沉，但昨夜的焦躁之感并未因此沉寂。它还在那儿;血液在轻微地发烧，皮肤下说不上哪里在痒。可无论如何，你就是挠不到。
①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建于一九〇二年，当时是纽约最高的建筑。
弗朗辛·库利在达戈斯蒂诺超市里逛了半个钟头，装满一个购物车，付了现金。提物僮替她把三大袋物品装进购物车里，跟随她出了超市，走到她停车的地方。
那辆蓝色厢型货车还停在消防栓前面。货车的后门敞开，两个男人下了车站人行道上，显然在研究其中一个人手上拿的记事板。领着提物僮的弗朗辛经过他们面前时，两人都朝她这边看。等她把她那辆凯美瑞的后车厢打开时，那两名男子已钻回货车，关上车门。
提物僮将购物袋放入后车厢，弗朗辛给了他两块钱小费，这是普通人出手的两倍，还有很多顾客连一个蹦子儿都不会给。凯南教她给小费要大方;不必过头，但要慷慨。“慷慨是谁都负担得起的。”他对她说。
提物僮把购物车推回超市，弗朗辛坐进驾驶座，发动引擎，沿着第四大道朝北驶去。
那辆蓝色厢型货车隔着半个街区的距离跟随着她。
我不能确定弗朗辛从达戈斯蒂诺超市到大西洋街上那家进口食品店走的路线。她可能沿着第四大道一直走，到达大西洋街;也可能上高恩努斯高速公路进入布鲁克林南区。我不可能知道，不过也不要紧;总之她驾着那辆凯美瑞到了大西洋街与克林登街的交叉口。西南边的街角上有一家名叫阿莱波的叙利亚餐厅，它的隔壁，位于大西洋街上的就是那家食品店。其实那是家大型熟食店，店名叫作“阿拉伯美食店”。(不过弗朗辛从来不用这个名字，跟大部分去那儿买东西的人一样，她总是称它为“阿尤布的店”，阿尤布是以前的店主，十年前搬去圣地亚哥了。)
弗朗辛把车停大西洋街北侧设有计时器的停车位上，几乎就在阿拉伯美食店的正对面。她走到街角等绿灯，过了马路。等到她走进店里时，那辆蓝色厢型货车已经在阿莱波餐厅的卸货区停下，就在阿拉伯美食店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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