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打电话找约翰·凯利或德鲁·卡普兰之前，所有细节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帕姆需要编个故事，使她自己成为最早发动调査工作的人，让凯南·库利不必出面。经过她、埃莱娜和我三个人讨论之后，我们编出下面的说辞：
案发九个月之后，帕姆努力想找回正常生活，但极为困难，因为她深怕会受到同一批人再度侵犯，甚至考虑离开纽约，永绝后患，但又怕即使她逃得再远，也逃不开心中的恐惧。
最近她和一位男士交往，她坦承失去一边乳房的经过。对方是有妇之夫，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能透露他的名字。他为此感到极端震惊及同情，表示只要这两名男子一日不绳之以法，他一日便不得心安，而且相信就算找不到他们，只要她采取某种行动，尝试找寻及逮捕这两个人，至少会对治疗她精神上的创伤有所帮助。警方到目前虽有足够的时间办案，却显然毫无头绪，因此他提议由她聘请一位私家侦探，全力侦办此案，无须仰赖办案工作堆积如山的警方。
事实上他本人便认识一位足可信赖的私家侦探，因为这位无名氏以前曾雇用过我。他叫帕姆来找我，并同意支付所有费用及开支;条件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对任何人透露他的身份。
与帕姆谈过一两次话之后，我认为最有效的调査途径，即假设她并非那帮人的唯一受害者。的确，根据那两个人讨论要不要杀她的方式，他们显然曾经杀过人，因此我做了各种尝试，企图追踪出这两名将我的雇主弄成残废的男子，之前或之后所犯下的其他罪行的证据。
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后，我发现了两件可能有关联的案子，即玛丽·戈特斯坎德案与利拉·阿尔瓦雷斯案。戈特斯坎德案牵涉到用货车掳人，借着非正式渠道，我取得该案的档案，并证实该案果然也牵涉切割肢体的情况。阿尔瓦雷斯案看来是类似的掳人案，因为受害者也被丢弃在墓园里(帕姆被丢弃在皇后区的锡安山墓园)。周四我得知阿尔瓦雷斯被切割肢体这一报纸上并未披露的内情，便推断显然两件案子的嫌疑犯为同一帮人。
为什么当时我对凯利守口如瓶呢?因为我若未经雇主同意便说出来，不合乎职业道德。因此我花了一整个周末努力说服我的雇主去面对未来她必须面对的情况，除此之外，我还想看看我投入水里的其他鱼佴，有没有引诱鱼儿上钩。
其中一个饵便是拍摄周末电视剧集这一项，我请埃莱娜打电话给全纽约市性犯罪小组，希望借此发现其他幸存的受害者。有几个女人打来电话，但没有一个符合，但我还是想再等一个周末，才决定放弃。
有意思的是，帕姆自己也接到皇后区小组一位女士打来的电话，建议她打电话给一位莫德尔小姐，也许会发现这么做很值得。当时她完全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办案手段之一，所以相当犹疑，不知该如何回复这位打电话给她的女士，后来经她叙述给我听，并发现所谓的电影制作人到底是谁之后，大家才一笑置之。
到了今天下午，也就是周一下午，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再对警方隐瞒事实，因为这么做无疑将阻碍警方对另外两件重大谋杀案的调查，而且我也没有找到继续办案的可能途径，因此我分析给帕姆听，终于说服了她，不过她对再一次接受警方盘问仍然心有余悸，等我告诉她已聘请一位律师保护她的权益之后，她才变得比较乐观。
现在他们准备起程去见凯利，而我也可以停止追逐这两名好色的凶手。事情就是这样。
“这个故事说得通，”我对埃莱娜说，“我觉得每件事都可以交代清楚，包括我接到第一通电话以后从事的每一项活动，当然那些和库利有关的事情除外。我想，不管帕姆告诉警方什么，都不可能引他们来査证我在大西洋街上的侦査工作，或是昨晚港家兄弟玩的电脑游戏。帕姆对那些事情都一无所知，所以就算她有意泄露，也不可能。她从来没听过弗朗辛或凯南·库利的名字。现在想想，我猜她连我为什么会开始调查这个案子的原因都不清楚，她大概只知道自己的那一套故事吧。”
“或许她根本就相信了。”
“等她讲给每个人听之后，她可能真的就会相信了。卡普兰觉得这个说法颇为合理。”
“你有没有把真正的故事告诉他?”
“没有，没有必要。他知道我们告诉他的版本并不完整，但他不会为此感到不安，重要的是他可以保护她，让警方不要去围攻她，或是忙着来管我在这些案子里扮演的角色，好好专心去抓凶手。”
“他们会努力破案吗?”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现在外面有一大堆的连环杀人凶手，持续作案都已经超过一年多，但纽约市警察局甚至连他们的存在都不知道。让一个私家侦探来提供他们所有人错过的线索，一定会让很多人面子上挂不住。”
“所以他们会宰了消息人?”
“就算这么做，也不会是头一遭。事实上警方并没有遗漏任何显而易见的线索，连环谋杀案的识别通常并不容易，尤其是当案发地点牵涉不同的分局及行政区，而各案彼此相关，又上不了新闻的时候，更是如此。不过他们仍可能会因为帕姆拆了他们台，所以决意要让她不好过，更何况她还是个妓女，而且以前又没把这件小事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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