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不想浪费。用故事传达经验和交流想法，是我拓宽人生体验和理解人性的一种方式。“夜行者”是我为自己设定的身份。这个身份，满足了我对离奇故事的热衷和调查癖——我把自己对故事和冒险的热爱，都倾注在了这个身份里。在我的认知里，夜行者既是中国都市里的蝙蝠侠和印第安纳·琼斯，也是福尔摩斯和大侦探波罗。
我的调查和写作，都是为了创作都市传说类的故事。都市传说与现实的贴近，让本雅明定义的“故事”，变成“来自不远处的亲身经历”。
《夜行实录》是虚构的故事，有人问我，你的故事为什么写得那么可怕?
大人的故事之所以能吸引和警告小孩，是因为讲得有模有样——“这事就发生在××路”“某某家的小孩因为不听话就被抓走了”。这正是都市传说的讲述特点，也是千百年来口头文学的基本属性。
真实和幻想，处于故事创作的两个极点。不同的作家有不同见解。
《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看不上真实，他说，小说是虚构。在这位用想象力和结构技巧讲故事的大师看来，人类的骗术永远比不上自然，要是有人说他的小说是真人真事，他会觉得这是侮辱艺术，也是侮辱真实。我喜欢纳博科夫，觉得他的小说好看，但我也喜欢“编得跟真的似的”的故事。
在我看来，非虚构和伪记录的方法更贴近普通读者的内心。即便是纳博科夫的虚构，也总会和现实有所关联——他的自传性文集《说吧，记忆》便是这样一种手法，在真实记忆与幻想之间搭建隐秘的桥梁。
真实，是一种美，而营造真实的写作方法，是一种审美取向。同样，对黑暗和光明的不同关注，也是一种审美取向，它更能唤起情感，感染力更强。所以，我在写作中，尝试学习这种讲故事的技能。“像真的一样”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而是故事呈现的真实，或叫叙述逻辑的真实。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在写作中尝试了不同方法，用更基于现实世界的素材来营造真实。这使我的写作游走在边界，就像用刀尖挠痒，但不划破皮肤。
这种写法，有两个目的：
第一，引起正视和警示，对人性的恶与生存环境的劣进行展现。读完后的黑暗体验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第二，分享危险的快感，都市传说暗含的心理危险让人觉得刺激，相信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体验。
《夜行实录》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不安的情绪却真实存在。都市传说和口头传播的“逼真”故事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对世界潜在的不安始终存在。
生物学有个观点认为，寻求新鲜刺激和爱好挑战新环境的动物，适应能力较强，其基因传递下去的概率会更大。这是一种生物本能。虽然我们的智力发达到令生物本能退化、隐藏，但在这点上，应该和动物相同。有人爱极限运动，有人爱恐怖片，有人爱丛林探险……正因为都市中的人无法探险，探险节目和真人秀往往很受欢迎。
写夜行者故事的时候，我也会想：我是在营造恐怖和危险吗?这样对吗?每次思考完，我都更坚定地继续写。可能是因为我拥有某种偏好危险体验的基因，和恐怖片爱好者一样。
我生活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中——截至目前，还没人在我面前割肾。绝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都有种确定感，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
在安全的环境里体验危险的想象，会更确信当下的安全，更警惕潜在的危险。从科学上讲，这是肾上腺素和杏仁体分泌激素直接的平衡，也就是刺激引发的快感。
我认为，要直面生存的真相，而不是袋鼠式地生存。
生存最大的真相是死亡，如何应对这一事实，会决定一个人如何生存。
世上的危险和不安因素，不会因我的视而不见而消失。世上的罪恶，不会因为我的不关心而减少。我怕死亡突然来袭，所以选择面对真相，并调适我的焦虑，这让我珍惜拥有的一切。
因此，我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决定把《夜行实录》一直写下去，并不断学习如何在掌握边界的前提下，感染读者。
以前看过村上春树评价斯蒂芬·金小说的文章，大意说，小说最重要的不是让人觉得恐怖，而在于能让读者的不安达到某种适当的程度。
恰到好处的不安程度，是我对自己讲故事能力的追求。
夜行者的故事中，作恶的人方法各不相同，无辜者也会受到伤害，这正是人性真实的所在。
我并不以欣赏他人的痛苦为乐，而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引发必要的警醒和思考。人性的恶究竟边界何在?生存的无奈原因何在?一个人变成恶魔的原因何在?
我想过，如果压抑自己对不安、不公和残酷的反应，我很可能会慢慢走向扭曲，扭曲的结果是，我可能会不自觉地成为恶人——这太可怕了。
《马太福音》里说：为什么只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每个人都倾向于用自己的观念和眼界来定义世界，这是生理本能，也是社会本能。因为这种定义是相对确定的，让自己感觉安全。但当更多信息和价值观曝光在个体面前时，不确定感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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