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克西斯听了伦道夫的分析，频频点头。她很满意，觉得律师的思路非常清楚。她的目光转向克雷格。现在他至少坐直了。她希望从她坐的地方能看到他的表情，可是不行。她又看了看陪审团，随即她对伦道夫的信心开始消退。陪审团的反应与托尼发言时不同，太放松了，似乎伦道夫的发言不足以让他们集中注意力。接着，像是为了证实她的担心，水管工助理津津有味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其他陪审员也跟着打起来。
“举证责任归于原告，”伦道夫接着说。“辩方负责驳斥原告的指控，并对原告证人的证词做出回应。既然法萨诺先生暗示动机是他的主要策略，则我方，即被告方，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由我方证人证明博曼大夫一生对医学的执着和他为此做出的牺牲。他4岁就得到一个医疗箱玩具，从此就致力于做最好的医生，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服务。”
“反对，”托尼说。“博曼大夫学生时的执着和牺牲与本案无关。”
“宾厄姆先生，”戴维森法官问。“你的证人证词能否说明博曼大夫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执着和牺牲?”
“当然，法官大人。”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说。“被告律师请继续。”
“不过在提出我方的辩护计划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博曼大夫的行医方式。法萨诺先生称之为‘管家医疗’，并暗示这个名称有贬损性涵义。”
亚历克西斯回头看看陪审团。她很担心伦道夫的措辞，暗想有多少陪审员能听懂贬损和涵义这两个词。即使陪审员能听懂，也会觉得虚伪、做作。她看到的景象让她心寒：陪审员个个像蜡人一样，毫无反应。
“但是，”伦道夫一边说一边用精心护理过的纤长手指点着空气，像在教训一群淘气的孩子。“‘管家’一词本意是指帮助或服务，不含任何贬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有人将它和顾问医疗联系起来，因为顾问医疗也需要预付一点费用。你们将听到几位医生的证词，证明这种行医方式的初衷是为了在初诊和复诊时多给病人一点时间，这样病人就可以享受普通人梦寐以求的医疗服务。证词还将表明，管家医疗所提供的服务正是所有医生在医学院里接受训练时期待的医疗方式。证词还将证明，之所以会出现管家医疗，正是因为传统的行医方式将看病人数和收入挂钩，迫使医生通过增加单位时间门诊人数的方法来提高收入，降低成本。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
伦道夫一提到医疗成本，亚历克西斯就本能地站起身来，跟旁边的人连声说抱歉，一点点顺着旁听席的座位往中间过道平移。她的目光与那个酷似托尼·法萨诺的男人有短暂接触。当时他就坐在过道对面的座位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亚历克西斯，面无表情，让她不寒而栗，不过这种恐惧转瞬即逝。她朝通往大厅的门走去，轻轻推开，尽量不发出声音。不幸的是，沉重的大门发出一声巨响，整个法庭都听见了。她窘了一阵子，然后进了大厅，往宽敞的电梯口走去。她找了张皮沙发坐下来，从包里翻出手机，然后开机。
她觉得大厅里信号不好，于是乘电梯下到一楼，出了法庭来到户外。灿烂的阳光让她眯起了眼睛。法庭门口几个人在抽烟，搞得烟雾缭绕。为了避开这股烟味，她又紧走了几步，直到周围没人才停下来。她靠在栏杆上，手提包夹在腋下，开始翻手机里的通讯录，找到她哥的信息。因为现在是下午两点多，她决定打他纽约市法医总署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接通了，亚历克西斯试图回忆最后一次给杰克打电话是什么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几个月以前，要么就是半年前，当时她正为家里混乱的局面伤脑筋。不过，即使之前家里没出事，她和杰克的联系也是断断续续的，没什么规律。其实她和杰克小时候非常亲密，现在发展成这样她也很难过。杰克一直不顺，特别是15年前，他妻子和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11岁)死于空难。当时杰克正在芝加哥接受法医病理学培训，她们从伊利诺伊州香巴尼的家中前去探望，回程就遭遇空难。十年前，杰克把家从芝加哥搬到纽约。当时亚历克西斯还暗自高兴，觉得这下兄妹俩终于可以经常见面了。可是，正因为她跟克雷格说到的原因，杰克与他们还是很疏远。他仍然没有摆脱空难的阴影，而亚历克西斯的三个女儿会让他想起自己失去了什么。亚历克西斯的大女儿特蕾西就是空难一个月后出生的。
“最好是要紧事儿，索丹诺，”杰克接过电话，连招呼都没打就说开了。“我给你搅的，啥事儿都干不了。”
“杰克，是我，亚历克西斯。”
“亚历克西斯!对不起啊!我以为是我那个纽约警察局的朋友呢。他刚才在车上用手机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信号不好，老断。”
“你在等他电话吗?那我过会儿再给你打。”
“没事儿，我可以过会儿跟他联系。我知道他要尸检结果，我们还没搞出来呢。他是被我们惯坏了，光知道尸检对破案有用，可尸检要花时间，哪能一夜就出结果呢。你有啥事儿?你能打电话来，真好。我从来没想到能在这个时间接到你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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