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大夫，”托尼说着用粗短的手指抓住讲台的边缘。“在我们讨论佩欣斯·斯坦霍普可以避免的意外死亡之前——”
“反对，”伦道夫强调说。“目前就斯坦霍普夫人的死是否可以避免尚无定论。”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宣布。“注意措辞!”
“在我们讨论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意外死亡之前，我想知道你与原告克雷格·博曼大夫是否有过接触。”
“有过接触。”
“你能跟陪审团解释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吗?”
“反对，法官大人，”伦道夫气急败坏地说。“问题与本案无关。或者如果问题与本案有某种令人费解的联系，则布朗大夫对被告可能存有偏见，我反对将其列为本案的专家证人。”
“请双方律师走近法官席，”戴维森法官说。
托尼和伦道夫顺从地走到法官席旁边。
“如果你们重复星期一那套，我会非常生气，”戴维森法官说。“你们都是资深律师。别这么不懂事!你们都知道规矩。至于说到刚才的提问：法萨诺先生!我是否应该相信你目前的提问确实与本案有关呢?”
“当然了，法官大人!原告方的论证重点是博曼大夫对病人的态度，特别是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态度。我请求法庭注意，原告使用‘问题病人’这种贬损性分类法。布朗大夫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态度的由来，帮助我们了解博曼大夫在医学院三年级以及做住院医生期间的表现。后面的证词与佩欣斯·斯坦霍普一案有直接关系。”
“好吧，我允许你这样提问，”戴维森法官说。“不过我希望你尽快将其与本案联系起来。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非常清楚，法官大人，”托尼说着，嘴角泛起一丝得意的微笑。
“别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戴维森法官对伦道夫说。“你的反对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我觉得如果法萨诺先生所说的关联性确实成立，那么证词的验证性将大于伤害性。当然我承认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法官的职责就是做出判断。作为补偿，我将在交叉询问时给被告方尽量大的自由度。至于偏见问题，在庭前取证阶段你有足够的机会发现这点，可你没有提出异议。不过这个问题在交叉询问时还有机会补救。
“我希望庭审能加快速度，”戴维森法官说。“我本来打算用一个星期审理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星期三了。考虑到陪审员和我自己的时间安排，我希望星期五能够结案，除非有突发事件。”
双方律师都点头同意。伦道夫回到被告席的座位上，托尼回到讲台前。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高声宣布。“庭审继续进行。”
“布朗大夫，”托尼清清喉咙说。“你能向陪审团说明你和克雷格·博曼大夫的关系吗?”
“医学院三年级他在波士顿纪念医院内科实习期间，我是他的指导医师。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接触。”
“你能解释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吗?陪审团成员中没人上过医学院。”托尼指了指陪审席，几个陪审员点头附和。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只有那个水管工助理还在研究自己的指甲。
“在医学院第三年，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医学院整个四年的学习中，内科实习都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挑战性的。学生第一次与病人长时间接触，从病人入院到出院全程负责，并在其他医护人员和指导医师的严格观察和指导下，参与诊断和治疗。”
“博曼大夫所在的这个组由你负责指导。这个组人多吗?”
“不多。确切地说，只有六个人。教学非常严格。”
“也就是说，作为指导医师，你跟这些学生经常接触。”
“每天都有接触。”
“这样便于观察每个学生的整体表现，是吧?”
“可以这么说。这是他们一生中的关键时期，标志着他们开始从学生转变为医生。”
“这段时间态度的生成和转变很重要。”
“极为重要。”
“作为指导医师，你对这些态度的生成和转变负有责任吗?”
“责任重大。学生对病人的态度一般都比较积极，而过度劳累、压力很大的医护人员对病人则一般比较消极。作为指导医师，我们需要在这两种态度中谋求平衡。”
“两者有区别吗?”托尼故意做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能解释一下吗?”
“实习医生需要掌握并随时重现的知识量极大，而且每年都在更新。住院医生的压力很大，有时候会忘记工作中最根本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人道主义精神恰恰是职业素质的基础。每天面对苦难与生死，也会逐渐产生一种不健康的应对方式。”
托尼困惑地摇摇头。“我这样说你看对不对。简而言之，实习医生有贬低单个病人的倾向，就像是因为过分关注森林而忽视单棵的树。”
“有可能，”布朗大夫说。“关键是不能轻视这种现象。”
“我们都会尽力的，”托尼说着轻轻笑了一下，引得几个陪审员也跟着他笑起来。“现在继续讨论被告克雷格·博曼大夫。他在实习期间表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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