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么进的医学院?此前的课程必须都是A吧?”
“当然了。”
“怎样才能得到在最好的医院，比如波士顿纪念医院，实习的机会?”
“必须是全A。”
“学术界一边谴责竞争是反人道主义的，另一方面又将整个评价系统建立在竞争之上。你不觉得这很虚伪吗?”
“竞争和学术并不互相排斥。”
“你说的只是理想状态，现实又是另一回事了。在任何领域，竞争都不会催生热情。你在证词里也说到，医学院的学生必须掌握大量的信息，才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方面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根据你当学生以及做指导医师的经验，对所谓‘最有价值的病人’的竞争是否很激烈?大家都不愿意应付普通的病患吧。”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这样做报告的时候得到的评价最高。”
“差不多。”
“也就是说，所有的学生，特别是好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病人来达到学习和事业进步的双重目的。”
“也许吧。”
“谢谢你，布朗大夫，”伦道夫说。“接下来讨论出门诊的问题。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你对门诊如何评价?”
“我觉得作用有限，工具不全，无法展开及时有效的治疗。”
“也就是说，医生通常都不愿意出门诊。你同意吗?”
“同意。除了工具不全，还牵涉到有效利用资源的问题，到病人家来回要花很多时间。同样的时间，可以用来诊治更多病人。”
“门诊效率低。”
“是的，可以这么说。”
“病人对门诊的评价如何呢?”
“反对!”托尼说着几乎要站起来了。“传闻证据。”
戴维森法官一把摘下老花镜，瞪了托尼一眼，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反对无效!”他气呼呼地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病人，布朗先生的证词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庭审继续。”
“需要我重复刚才的问题吗?”
“不用，”布朗大夫说。他显得有点犹豫。“病人大多喜欢门诊。”
“你觉得佩欣斯·斯坦霍普对门诊是什么看法?”
“反对!”托尼说着又要站起来。“推测证词。证人无法知道死者对门诊的看法。”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叹了口气说。
“我想你看过原告提供的病历了吧?”
“是的。”
“那你一定知道博曼大夫在佩欣斯·斯坦霍普生前曾经多次上门应诊，经常是在深夜。从病历上看，这些门诊通常的诊断是什么呢?”
“多数是由焦虑引发的胃肠紊乱。”
“采取何种疗法呢?”
“对症治疗或者开点安慰剂。”
“有过疼痛症状吗?”
“有过。”
“哪里疼痛?”
“大多是腹部，偶尔有中上腹部的。”
“所谓中上腹部疼痛，有时候称为胸口疼，对吧。”
“是的，你说得对。”
“你看过病历，觉得佩欣斯·斯坦霍普有没有一点疑病症的症状呢?”
“反对!”托尼大声说，但这次没有站起来。“病历上从没有提到过疑病症的问题。”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说。“法庭想提醒原告律师，这是你自己请的专家证人。”
“从病历来看，确实可以推断有疑病症的可能性。”
“博曼大夫经常出门诊。你刚才也提到，大多数医生不愿意这么做。而且门诊经常是在深夜，要面对一个明显患有疑病症的女人。你不觉得这些可以证明博曼大夫对医生这个职业的态度和热情吗?”
“我不觉得。”
伦道夫一愣，显然觉得很意外，连眉毛都竖起来了。“你的回答不符合常理。能解释一下吗?”
“我是这么想的。病人只有交了高昂的顾问费，才能享受管家医疗服务，据说有收两万美元一年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认为门诊是其中一项基本的服务。所以不能说博曼大夫愿意出门诊就是行善，就是为病人考虑。”
“但有这种可能。”
“是有这种可能。”
“布朗大夫，你跟我说实话，你对管家医疗有偏见吗?”
“当然有偏见，”布朗大夫气急败坏地说。此前他一直保持着超然平和的状态，跟伦道夫的风格差不多。显然，伦道夫的问题问到了点子上。
“能告诉法庭，为什么有这种过激反应吗?”
布朗大夫深吸了一口气，略微平静了一点。“管家医疗从根本上违背了医护人员职业素养的三个原则。”
“能说得详细点吗?”
“可以，”布朗大夫说着又恢复了一贯的职业风度。“除了病人福利和病人自主权，社会公平也是21世纪医护人员职业素养的根本出发点之一。在医疗领域，社会公平体现在消除歧视上。管家医疗跟这一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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