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没跟博曼大夫商量，自作主张搬进了他的公寓。是吗?”
“他也没抱怨什么，”莲娜气呼呼地说。“他每晚都开心得很呢。”
“我是问你，是不是自作主张搬进去住的?”
“是，我是自作主张搬进去的，”莲娜气急败坏地说。“他喜欢得很呢。”
“这点要博曼先生作证的时候才能确定，”伦道夫边说边查看笔记。“莱特纳小姐，2005年9月8日晚上，乔丹·斯坦霍普先生打电话来说明太太病情的时候，博曼大夫有没有提到纽顿纪念医院?”
“没提到过。”
“他有没有说过，去斯坦霍普家比直接去医院好，因为斯坦霍普家离音乐厅近一点。”
“没有。他根本没有提到医院。”
“你和博曼大夫到了斯坦霍普家之后，你是在车里等他的吗?”
“不是。博曼先生让我进屋给他打下手。”
“据我所知，你当时拿着便携式心电图仪?”
“是的。”
“你们到了斯坦霍普太太的卧室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博曼大夫开始对斯坦霍普太太实施抢救。”
“当时他看上去很担心吗?”
“他肯定很担心。他和斯坦霍普先生立即叫了一辆救护车。”
“据我所知，当他实施抢救的时候，让你为病人做人工呼吸。”
“是的。他教过我怎么做。”
“博曼大夫看到病人的症状以后，担心吗?”
“非常担心。病人浑身青紫，瞳孔很大，而且没有反应。”
“据我所知，救护车很快就将斯坦霍普太太送到了医院。你和博曼大夫怎么到的医院?”
“我开他的车。博曼大夫搭救护车去的。”
“他为什么要搭救护车去?”
“他说如果病情有变，他可以及时处理。”
“过了很久你才见到他，那时候斯坦霍普太太已经去世了吧?”
“是在急诊室见到他的，当时他身上溅了不少血。”
“病人去世了，他气馁吗?”
“看上去情绪不高。”
“也就是说，博曼大夫竭尽全力救治病人了。”
“是的。”
“当他发现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显得很沮丧。”
“我觉得应该说是郁闷，可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事实上，我们回到公寓之后，那个星期五晚上过得很不错。”
“莱特纳小姐，请允许我问一个私人问题。在我看来，你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在你生气的时候，你有没有说过什么言不由衷的话，或者说夸大了你的感觉?”
“是人都会这样的吧，”莲娜笑得有点勉强。
“那天晚上，博曼先生接到传票之后，是否有些难过?”
“非常难过，我从没见他这样过。”
“生气吗?”
“非常生气。”
“在这种情况下，按你的话说，他‘嘴上没有把门的’，对佩欣斯·斯坦霍普有很多不恰当的评论，有没有可能只是说气话。你想，他那天晚上竭尽全力抢救她，在她死前这一年里，基本上每星期就要出一次门诊。”
伦道夫停下来，等莲娜回答。
半天没有声音，戴维森法官说道，“原告证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刚才你提问了吗?”莲娜显然有点迷惑。“我没听清。”
“再问一遍，”戴维森法官说。
“我的意思是说，博曼大夫接到传票当晚，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那番评论实际上反映了他内心的焦虑。他对病人的真实情感体现在他任劳任怨，在一年时间里几乎每星期都上门诊疗，体现在她去世当晚竭尽全力地抢救她。我的问题是，莱特纳小姐，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也许你应该问他。”
“我肯定会问他的，”伦道夫说。“但我首先想弄清楚，你现在还住在博曼先生租住的波士顿公寓里吗?”
杰克侧过身，跟亚历克西斯耳语道，“伦道夫的有些问题和评论很尖锐，托尼·法萨诺本应该强烈反对的。以前他总是很快就上钩了。不知道这次怎么了。”
“也许早先莲娜作证的时候，法官跟双方律师私下谈过。双方各自让一点，才公平嘛。”
“嗯，这话很有道理。”杰克说。“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伦道夫都已经尽力了。”杰克继续往下听，伦道夫开始很有技巧地盘问莲娜，当医疗事故案发，克雷格搬回家住之后，她是什么感受。杰克很清楚伦道夫的思路，他在构建莲娜“弃妇”的形象，这样陪审团就会认为她之前的证词是出于愤恨，因此不足以采信。
杰克跟亚历克西斯耳语道，“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说实话。如果我现在溜出去，你介意吗?我想打场篮球锻炼一下。但如果你希望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我觉得最糟糕的部分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她只不过是自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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