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蔻站在饭桌的后面，漠然地看着做着大幅度武打动作的男人投在墙上夸张的影子，那个魔鬼，象踢一条狗一样，嘴里念念有词。她木然地站在那里，拉开饭桌抽屉，当着他的面(当然他没空看)，将两大包老鼠药拌进绿豆粥里。
打累了，他开始补充体力。他第一个捧起的就是那碗因为毒药太多颜色都变了的绿豆粥，但他没在意。他从来没想过他会在这一刻死，以这种方式死。他原来的设想是死在某个细腰的女人身上，死于马上风。他两口喝掉整碗粥，然后将筷子伸向鸡蛋，唯一的一碗菜。他把鸡蛋全吃完，脸色就开始变白，大滴大滴的汗掉下来。可以说，他其实还算条汉子的，他是个孤儿，九岁就开始上山背石头养活自己，手指头被轧石机砸断半根都没哭。他用筷子指着躺在地上哭的那个女人“你……”然后，他倒了下去，眼睛终于转向了站在桌边那个冷漠的孩子。
“你……”他很快明白了是什么事，“快……送我去医院!快!”他这个时候还带着命令。
母亲从地上爬进来，惊愕地望着用手紧紧抵压肚子、疼得呲牙咧嘴的男人。她一坐起来，鼻血马上就象两条簇拥而出的血蚂蟥，黑红的血劈里啪啦掉到地上。
“你们要抢救啊，要救我啊!”他两手抓挠着自己的肚子。估计那些老鼠也都是这么死去的。
终于明白求救无效后，他开始向门爬去。门外400米是公路，虽然天色已晚，又不是主干线，但偶尔也会有车经过。然而爬了几步，他放弃了，他转过身来，瞪着自己的女儿，伸出右手做出向她抓挠的样子：“我饶不了你……”他睁得圆圆的眼睛流出血来，鼻孔流出血来，嘴巴也流出血来，混合着肮脏的呕吐物和白沫。他的手就那么永远地树在那里，永远地树在她的恶梦里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杜蔻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梦见这只手。其实当时，她只是与母亲面对面，将那具一点点冷下去的尸体围在中间坐了一整夜，然后又是一整天。她唯一的感觉是累。母亲将所有的装修工人拒绝在门外，说男人又跑了，没钱装修不用再来了。她们在后院挖了一个洞，将这个秘密永远地埋掉了。第三天她就去上学了。那只手埋到土里的时候怎么都没法弄弯，倔强地抓在那里，她们不得不将洞挖得深了很多。
大学里她报了医科，专门选了解剖，为的就是消除恐惧。可是她还是没完没了地做着恶梦，梦见那个死掉的人朝她抻过右手喊着“我饶不了你”，卡着她的脖子。为了解除这个恶梦，一次假期她扛个锄头将那只手挖了出来。她要告诉自己，这只手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他奈何不了她。因为地势干燥，尸体并没有烂完。可是这一锄头下去，看见她偷放在包里拿走的那只手，母亲的噩梦同时开始了，开始没完没了地给她打电话“我梦见你死了”，“他昨晚又来了，他说他不会放过你，不会让我们好活”……日子就这样过了下去，后来又交替上了陈优给她的绝望。有一度杜蔻也开始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得了忧郁症了。母亲是不是得了忧郁症了。她认识一些有名的教授是心理医生，还有同学出校门后当了心理医生，可是，这样的故事，能向谁说呢?
火苗冉冉升起。杜蔻往盆里不停放着自己的旧衣服做为燃料。空气中开始散发出蛋白质焚烧的臭味。火焰的热气带着烧化后的灰片向天花板飘去。杜蔻抬起头，那个她亲手做的风铃在热气中飘荡起来。那是那些等待陈优的无聊日子，她象所有恋爱中的女人一样，买回一堆堆闪亮的荧光纸叠的千纸鹤和幸运星。后来干脆再去买了材料来串成风铃。一年的时候过去了，风铃有些旧了，再不是从前的粉红色，而且长满灰尘。这是她这个有洁癖的人不能容忍的。她搬了把椅子来，再在椅子上叠着放了几本厚厚的书，踩上去，小心翼翼地取下来。突然她的手一抖：被风铃挡住的墙角，原来只是她粘上去的一个粘钩，现在旁边有了一个小小的孔。
那是一个针孔摄像头!
神秘的租客
杜蔻的房东是个肥沃的中年女人(其实说是中年都已经很客气了)，是那种典型的普通话极差、整天趿着拖鞋篷着鸡窝发，到处找人打麻将的广东人。杜蔻打了她家两天电话才找到她。
“什么?你说什么器?什么器?”说了半天对方才算明白，“怎么可能!我们家从来没装过这种东西!”好说歹说同意等她再打一圈、买完菜就过来看看。
晚上八九点房东才趿着个拖鞋跑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很象针孔摄像头。”杜蔻解释说，递上拖鞋要她换了才给进屋，“我怕是你们以前住的时候，装的其他东西，认错了。所以没拔。”她搬过一张高凳子，让那个胖女人爬上去，“你自己看看。”
那个房东的胳膊粗得象大腿，大腿粗得象珠江大桥的桥柱，整个身子如果去掉头，就是个正方形。往那里一立正，两条腿中间没缝隙。她呼哧呼哧好容易才爬了上去：“没有啊，哪有什么摄像器?”
“不会呀。就在那里。”杜蔻等她下来了，自己又爬了上去，“我前两天才看到的……”她愣了一下，果然那里什么都没有，就剩一个手指粗细的洞，“原来就在这个洞里。是真的!要不怎么会有一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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