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下楼梯,推开一扇看似淤血斑斑的金属门,来到霓虹灯照明的大厅。一张桌子上放着节目单和一叠票,旁边一张空椅子,再旁边是自动关闭的两扇门。我把耳朵贴上去,但门上加装了隔音设备,只听得到无法辨识的模糊人声。我本想打开门,但不想冒着被布鲁诺和他朋友看到的风险,事后还得解释自己怎么会跑到这里。
又一阵炮弹般的疼痛在我脑袋里爆开——咖啡因似乎无效。我站在那里,正纳闷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时一个穿寒酸黑西装的男人出现了。他跟我年龄相仿,脸色古怪苍白,一双白手。他点起一根烟,用讳莫如深的神色看我,我想那是不信任的表情。
“你要干吗?”
“唔,我……” “戏已经演完一半了。” 我打算开门见山直说。
“我其实是想打听伯戈米·楚米齐克的事。”
男人瞄我一眼,抽他的烟。
“你想知道什么?”
“唔……首先是,他在哪里。” “你是他朋友?” 我看着他。我讨厌撒谎,也很不善于撒谎,就算当时撒个无伤大雅的小谎可能对我有利,我也开不了这个口。 “应该算是同事,或者前同事。我在亚瑟克雷教书。”
“嗯哼。”男人脸上又出现某种讳莫如深、几近狡黠的神色。我隐约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唔,他人在保加利亚。”他以一种盖棺论定的口吻说。
“你确定吗?”
“你说什么?”
“我是说,你确定他人不在纽约吗?”
“他为什么会在纽约?”显然我给了他一个可以生气、对我不理不睬的借口。我改变战术。
“可不可以请问你们是怎么拿到他的改编的?”
“你是说这个剧本?我不知道。你得去问导演。”
“啊。我本来以为你可能是导演。”我这么说,其实只是想在离开前引他说些话,什么话都好,而不是因为我真的这么认为。
“我?不是。我是布伦菲德。”
这时我才明白他的苍白肤色是化装的关系。但我还是大吃一惊:照我的想像,原著小说里的布伦菲德年纪大得多。他瞥了一眼入口上方的时钟。 “我马上就得回台上去了。”他对我咧嘴一笑。“只有很快抽根烟的时间,然后那些女孩就会找到我的球。”
我有点气恼,头痛愈发激烈,转身要走。 “我可以拿一份节目单吗?”
“请自便。” 我拿了一份节目单。 “你该不会是正在偏头痛吧?”我离开之际,那人问。
这问题让我当场停下脚步。
“你怎么知道?” “你的眼皮很肿,嘴唇发白。我弟小时候也有偏头痛,我认得出这些症状。来,请容我……”
令我惊讶的是,他双手扶住我太阳穴,两只大拇指狠狠按压我前额中央,非常用力。一时间,我简直觉得脑袋要裂开了。然后,突然地,奇妙地,疼痛消失了,同时一股意料之外的情绪涌遍全身,仿佛我们两人之间刚发生了某种甜美的亲昵,无比神秘,有如梦幻。 我向他道谢,惊异不已。他耸耸肩,露出愉快的微笑。
“我会试着传话给楚米齐克,告诉他你在找他。现在我得走了。”
“谢谢你。我叫劳伦斯·米勒。”我对着转身离去的他说道。他发出意思不明的声音,离开。
来到户外,我感觉神清气爽,几乎兴高采烈。我动作迅速,不想回家。头痛虽已消失,但咖啡因仍在我体内加速运转。回想刚才与布伦菲德的对话,我醒悟到,他对楚米齐克这话题的闪烁其词没有改变我对那人仍在纽约的印象,反倒更强化了这个印象。我醒悟到我甚至开始对楚米齐克的处境有些初步想像——这想像无疑受到我自己焦虑的影响。自从来到纽约,我就一直有种程度轻微但挥之不去的匮乏与焦虑。我想像他留在这个城市,叛逆地过着某种半非法的边缘生活,住在某个默默无闻的外围区域,晚上悄悄回到亚瑟克雷的昔日研究室,在那里工作或者读他的书。想到他仍在这里,让我有种奇妙的兴奋,感觉像是一扇门仍然开着。而仿佛被那扇开着的门所漏出的光照亮,我脑海中又出现另一扇门,后者是我先前不曾注意过,或至少不曾当作门户的。
我走到艾斯特街,搭地铁到火车站。时间不算晚——九点或九点半,开往郊区的列车还很多。 这时间在“离站列车”的看板下等车的人,跟身穿西装或裙装的上下班乘客不同。他们面色凝重,疲乏的苍白是由于室内的辛苦的体力劳动。我猜他们是晚班的办公室清洁工或大百货公司的货物搬运工,臃肿的连帽大衣下穿着预防疝气的束带。列车到站了,我跟着一群人走上月台。他们下车的那些车站专为廉价住宅区所设置,有些住宅是水泥剥落、钢筋裸露的成批公寓,有些是一排排直盖到铁路旁的平房。我以熟悉又挂虑的好奇心看着他们,透过他们感觉到贫困深渊令人晕眩的边缘。在这个国家,你离那边缘永远不会太远。
我到亚瑟克雷时,已经又下了薄薄一层雪,覆盖了先前经过时的那些肮脏突起和泥泞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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