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子上每辆汽车旁边都标着电话号码，一旦发现了这辆车，就应当打这个电话通报这辆车的情况。加夫里柳克拿出了那张写有第六号停车间主人情况的纸头，伸手拿起了电话。
娜斯佳走进位于彼得罗夫卡大街三十八号院的办公大楼，沿着走廊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这种害怕见人的感觉她从来没有过。她在这里已经工作快十年了，这条走廊有时一天要来回走上十多次。可是，今天她觉得自己像是悄悄溜进了禁止她通过的门口，她进来是不合法的。她还感到，迎面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她不应当再来这里，随时有可能将她从这儿撵出去。然而娜斯佳也很理智地认识到，赶她走是愚蠢行为，停止她的工作只能令人遗憾。虽然这类事情司空见惯，但决不说明是做对了，她不能再进自己的办公室了。但她觉得通过努力，上班也许是有希望的。
娜斯佳感到来工作不仅是个愿望，而且是必需的。她已经战胜了莫名其妙的局促感，大胆地走进了办公室，已不再理会别人的目光。不知为什么，娜斯佳还是深信，审查她同杰尼索夫的犯罪团伙有联系的情况，市内务总局上下都知道这件事。娜斯佳曾坐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分析情况，思考问题，出谋划策。办公室内东西的摆放虽然有些呆板，近似公式化，但她已经习惯，仍然感到满意和舒适。可是，今天一进门她就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甚至怀疑自己走错了门。
娜斯佳还没有脱下外套，科利亚·谢卢亚诺夫紧跟着就大步流星地进来了。他扬起头朝着娜斯佳的面颊亲了个响吻。身材矮小的谢卢亚诺夫就像主人一样坐到了娜斯佳的办公桌前。
“带来了吗?”他很关切地问道。
娜斯佳点了点头。
侦查员们已经查明了发生在大街上和公共场所重大犯罪事件目击者的一些情况，娜斯佳和谢卢亚诺夫早就想对这项工作进行深入的分析，但很久以来就是顾不上。两个月前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干这件事并开始搜集材料。娜斯佳说过，精辟的分析离不开精确的统计。目前这种“精确的统计”意味着，第一，要有足够的素材;第二，要准确无误。他们搜集到了这些重大犯罪事件目击者的家庭地址和工作地点，并把它们标在一张莫斯科市地图上。
他们把地图铺在桌子上，俯下身子看起来。
“你看，”娜斯佳开始解释说，“我们可以这样，用带圆圈的数字1表示犯罪地点，最初查明的有十个目击者，也就是说他们要么是目睹了犯罪过程的人，要么是看到了犯罪分子的人。其中四位目击者就住在附近，他们的家庭地址我用数字1标出。还有三位住在莫斯科市的其他区，但是他们的工作地点离案发地很近，他们的工作地点用带方框的数字1标出，案发时他们有可能就在附近。剩下的三名目击者的住址和工作地点都远离犯罪现场，他们看到了犯罪事件纯属偶然，比如说是外出做客路过这个地方或者是别的原因。这些人的家庭地址用带字母C的数字1表示。你能看得懂吗?”
“嗯，还行吧，”谢卢亚诺夫咕哝了一句，“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你自己来看这里，就能知道结果。我给你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有一桩犯罪案件，案发地点用数字3标出，你看，案发地就在这儿。现在你再看，3都出现在地图的什么地方。这些3零散地分布本市的各个地方。如果标得不清楚，一旦有人问起哪个是偶然碰上的见证人，可能无法马上回答出来。这样对有针对性地找出最有力的目击者不利。什么叫挨家挨户巡视，有些人早已忘了。有的侦查员工作不深入，如果问他，在案发地附近机关工作的人谁去吃午饭了，谁去商店购物或者买香烟了，这位侦查员可能一点都想不起来了。这里不说调查人员到这些机关了解情况的事了。这仅是我的初步看法。如果我们把这个方案再深入地想一想，很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乱七八糟!”谢卢亚诺夫不耐烦地说，“这不是说我们什么也不会干了吗?都变懒了，是不是?”
“是变懒了，”娜斯佳赞同地说，“就是目击者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不想同民警局的人沾边，不愿同警方工作人员谈话。为了找到这些见证人，应当不怕辛苦走遍千家万户和大小机关，苦口婆心劝说目击者，想方设法得到他的理解，非常希望他提供帮助，努力唤起他对受害人的同情心。现在谁还会这样做呢?”
“这话不错。图上标的各种颜色的圆点是什么意思?”
“黑点表示凶杀案，蓝点代表严重身体伤害案，绿点是强奸案。”她解释说，“为了能看得清楚，不至于混淆。”
谢卢亚诺夫仔仔细细看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指点了一下地图靠下部分，莫斯科市南区的地方。
“这里是怎么回事?这不成了性骚扰中心啦?一片绿色。”
“也许吧。”娜斯佳笑了，“这里人口构成有特殊性，孩子和少年偏多，少年犯罪案件也就相应增多。你再看，这里有大片大片的空地和绿地，没有什么照明设施，开挖的地槽、建筑工地随处可见。是块好地方。”
听了这话，谢卢亚诺夫马上来情绪了，因为他从小就想当一名城市建设设计师，城市的建设和规划问题至今使他牵肠挂肚。和以前的想法所不同的是，现在多半是从个人职业角度出发考虑这个问题。他理解娜斯佳刚才的话，对此不能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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