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办，”戈卢布佐夫摇摇头说，“没有听说。但是您可以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下，如果我打听到什么消息，就给您打电话。”
“这可太谢谢您了。”
列斯尼科夫很快在一页纸上写下电话号码，把纸递给了戈卢布佐夫。
“祝您好运，认识您很高兴，再见。”
送走列斯尼科夫后刚把门关上，戈卢布佐夫急忙走过去打电话。
“他们正在找我!”他对德罗兹杰茨基张皇失措地说，“已经到我这儿来过了。”
“镇静些，说清楚，谁到你那里去了?”德罗兹杰茨基有些茫然地说。
“从彼得罗夫卡来的侦查员。再次询问了你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怎么回事?你向他谈情况时，是不是按照我们统一的口径说的?”
“不错，逐字逐句。后来他还问我认不认识住在我们这条街上的一起强奸案的一位见证人。”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认识。”
“好，真聪明。你还怕什么呀?你说不认识，谁也不会说认识。这条街很长，房屋院落数不清。不要自寻烦恼了，放心睡觉。南区你那位小伙子把有关的证据都销毁了吗?”
“据说全毁了。”
“不错，这事干得漂亮。只要肯花钱就有人办事，有一部名著中好像说过：没有证据就不能定罪。”
德罗兹杰茨基引用一部著名波兰小说中的那句话，不过是试图安慰一下自己的朋友戈卢布佐夫罢了。
杀害这位议员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作出的决定，并责成德罗兹杰茨基去执行。
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但是在组织和安排一些事情上还不够老到。像出具不在犯罪现场证据的事情本应早做安排，提前关照，可是，德罗兹杰茨基给戈卢布佐夫打电话交代这件事时已经晚了，戈卢布佐夫已经同侦查员谈过第一次话了，这时他们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戈卢布佐夫是一位靠得住的男子汉，没有什么坏心眼，就是办事有点漫不经心。
当时的事情经过应当是，那天戈卢布佐夫正在南区处理个人的一些杂事，他所在的位置正好离犯罪现场不远。他不仅就在犯罪现场附近，而且还看到了纠缠那个姑娘的是些什么样的年轻人。不言而喻，调查的民警已经记下了他的住址。戈卢布佐夫是这起强奸案的见证人，这一事实已经驳倒了德罗兹杰茨基出具的不在犯罪现场的那份证据。他竟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声称，议员被杀害那天他同戈卢布佐夫一起到城外看别墅去了。德罗兹杰茨基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为了摆脱困境蒙混过关，他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改变向警方提供的证据，要么把戈卢布佐夫的名字从警方的文件中消除掉。他认为第二个办法比较好，因为第一个办法没有实际意义。
既然警方人员已经来到大卡缅希基大街，他们总能逐渐找到这位见证人。警方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找出这位见证人，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办案人员和其他见证人都可能打听到戈卢布佐夫的住址。假若戈卢布佐夫想脱身，正确的做法是他应当回避，使侦查人员找不到他，可是他没有走。因为第一次谈话时他已经提供了警方需要的一些证据，警方第二次找他的真实用意不是想从他身上了解到更需要的情况，而是检验他两次谈话有没有矛盾，这也许出乎戈卢布佐夫的预料。那部作品中的话当然是对的，然而生活中的真理更准确。
有一位大政治家根据生活实践而不是按照书本说：“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千真万确的。
第十八章
奥莉加·列申娜枕着丈夫的胳膊睡得正香的时候，电话铃把她惊醒了，她一把抓起了电话，担心电话铃声会把博罗丹科夫惊醒。
“喂。”她用勉强可以听得见的声音说。
“你说话方便吗?”电话原来是绍林诺夫打来的，她听出了他的声音。这么晚了，会有什么急事呢?她心里直犯嘀咕。
“你稍等一下，我到另一个房间去接电话。”
她小心翼翼地爬出被窝，在小床头柜上摸到了眼镜，把电话机随手拿到了客厅里。从家里安装电话开始，她就反对装成并联式的，她的一些熟人家里多半安装的是并联式电话。奥莉加认为只装一部电话更好，但电话线一定要长些。她的整个生活都遵循社会公认的一些道德规范，这使她养成了谨慎小心的性格，尽量避免冒无谓的风险。
客厅里冷飕飕的。晚上博罗丹科夫在这里吸了很长时间的烟，睡觉前把窗户打开了，以便通风换换空气。奥莉加冷得有些发抖，她打开了圈椅上方的一盏壁灯，拿起铺在沙发上的一条带穗的方格软毛毯把身体裹住。
“出什么事了?”她问道。
“奥博林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你怎么了，说话安全吗?”奥莉加气愤地说，“深夜一点钟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问问奥博林的事吗?”
“正是这样。非常希望你能回答我。”
“不行。他还在写学位论文，正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终点。他只有三四天的活头了，就这些。也许，你想对我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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