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各种各样，有的人沉默寡言，有的人滔滔不绝，有的人忙个不停，有的人从容不迫。大家凑在一起，难免互相影响。
如果格尔曼想到外面散步，医生愿意陪他去公园走走。格尔曼想，医生说的有道理，就不再提散步的事，想休息时就把病房的窗户开得大大的，深呼吸几下新鲜空气，伸伸胳膊，动动腿，活动一下身体。
几个月以前，格尔曼开始感觉不好，他认为这并非偶然，一定是身体上的某个部位出了毛病。但他并不在意，他所关注的是手头的工作，最要紧的是尽快把程序编出来，因为有数十家银行在等着他编出一种新的电脑信息防护程序。他就职的计算机中心已经收到了几十份购买这种程序产品的订单，利润相当可观。但是格尔曼手头的工作却进展缓慢，这几天几乎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有一个难点总也攻不破，他一筹莫展。公司领导一个劲儿地催问，订货人的电话铃声不绝于耳。
格尔曼心急如焚，他越是着急越干不出活来，自我感觉却越来越差，腿部发软，脑袋昏昏沉沉。于是，有人建议他去莫斯科一家医院找科主任博罗丹科夫看病。
格尔曼对第一次见到博罗丹科夫的情景记忆犹新。博罗丹科夫有一副令人喜爱的外表，身体微胖，戴一副厚镜片眼镜，那双保养得很好的大手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
“对不起，打扰您了，”格尔曼难为情地开口说道，“我哪儿也不痛，也没有什么病，只是……”
“您只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儿，是吗?”博罗丹科夫接过他的话说道。
“是的，是的，”格尔曼高兴地说，“真叫您说对了。我工作不顺，或者说干得很差。如果我是位作家，或者说是位作曲家的话，我就会说，我出现了创作危机。但是我是学数学的，是个程序设计人员，我不可能出现创作危机，可是……”
他莫名其妙地摊开双手，像个小孩子自己打翻了碗，又不明白为什么放在桌子上的那只碗会摔破在地上。
“您说得不正确，格尔曼，”博罗丹科夫和蔼可亲地说，“创作并非一定是艺术，任何创造都是创作。您太累了，是不是，亲爱的，我看得出来，您确实太累了。您工作太紧张，负担太重，力不从心，筋疲力尽，所以……”
“您是不是认为我得了什么病?”格尔曼害怕起来了。
“我不能断定您有病，但也不能排除。让我们回到您的问题上。什么最使您感到不安呢?是自我感觉?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无论如何也干不完的工作使我不得安宁，我必须在很短的期限内干完这件事。我想，可能是某种疾病妨碍我……”
“好，我明白了。有两种办法，第一，您住院检查，让医生查明原因。我们医院不做这些检查，我们从事另一种专业。但是我愿意介绍您去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这家医院的诊断技术不错，设备也很先进。您去那里住院检查，这家医院有许多我的熟人。住院检查大约需要两个月时间……”
“不，不，”格尔曼惊慌失措地一挥手，“住院检查?这根本不行。您要知道，我必须在两个星期内搞完程序设计。”
“那还有第二个办法。我把您安排在我们这里住院，我不给您治病，而是为您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给您定期服用维生素和有助于夜间睡眠的药物，让您的大脑得到休息，使您合理用餐，让您处在安静状态。可能有人对您说过我是研究精神病学的专家，所以您可能会寄希望于通过我产生什么奇迹，是不是?”
博罗丹科夫轻松地笑了起来，举起他的那只大手，在空中微微抖动着那长长的指头。
“不是这样的，亲爱的，我每天只去看您一次，每天晚上去，问一下您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对您的许诺，我们的许诺也仅仅是这一些。我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把这套理论称为‘智力活动医学’，在我这里住院的人想治愈的不是疾病，而是想解决在智力活动方面产生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不止我一个?”
“那当然了，亲爱的，我这里有三十张床位，总是住得满满的。”
格尔曼心想，看来出现“智力活动方面问题”的不光他一个人，他不知为什么变得轻松起来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意识到他不会受到特殊对待。
“在你们这里住院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像小孩子似的充满好奇地问道。
“您说吧，您是不是希望有人打听您在干什么，是不是希望有人知道您为了完成编程序的任务而不得不进行治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您什么也不会对人家讲。如果您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或著名的画家，您一定不希望别人知道是医生帮助他写出一首好歌或画出一幅好画。为住院者的姓名保密，这是我们这里的治疗原则之一。谁也不会知道您在我们这里住院。您永远也不会知道，除了您以外，还有谁在这里住院。怎么样，您是在我这里住院，还是到别的医院住院检查?”
“在您这里住院，只是我想知道……”格尔曼犹豫不决地问道，“要住多少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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