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娜斯塔霞·帕夫洛芙娜，话不能这样说。”杰格佳廖夫少校紧锁眉头说。
“稍等一下，别心急。”
娜斯佳抬起手做了一个有警告意味的手势，随即说道：“我和您都是懂法的人，又都在执法系统工作。我们的谈话是在办公室里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的。我们说话得有分寸。你们手头有已经生效的法院判决书?杰尼索夫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总得有个罪名吧?可是并没有定罪。那就请您多关照，不要把他称作罪犯。不要让我和您一样，把他视为罪犯。杰尼索夫是我的一位熟人，我同他一起去过饭店。这是人之常情，算得了什么呢?”
“阿娜斯塔霞·帕夫洛芙娜，您这下可使我难办了。我是受领导指派才来的。”
“这不关我的事。我没有得到任何委托。他们让我交出工作，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干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管，也不搞刑事侦查了。总之，我本来打算今天就呆在家里，是您把我约到这儿来的。您有没有公务检查委托书，这是您的事。我要做的惟一的事情，就是向您解释一下，以后的事您自己去办。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如果您还不明白，我可以再重复一遍：杰尼索夫只不过是我的一位熟人。他来莫斯科办事，想同我见见面，就请我吃顿晚饭。他并没有让我去办任何一件同我的业务工作有联系的事情，从来没有给我送过钱。我能向您说的就是这些。如果您还想听点什么，那就请您好好听着，我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假如您对我认识杰尼索夫的经过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向您说明，但不会写成书面材料。”
“这是为什么呢?”杰格佳廖夫感到有些奇怪，“这对您来说有什么区别呢，说一说或者写下来不是一样吗?”
“我懒得写。”
“但是，您应当知道，领导需要的是您的说明，而不是我的转述。”
娜斯佳犹豫了一下，随后就拿出了一张干净的纸，很快地在上面写了几行字。
“给您，”她把那页纸推给杰格佳廖夫，“这就是我的说明。您要求说明，我为什么同杰尼索夫见面，我写了。并且我还指出了，我同他是在一九九三年认识的。您把这份说明拿给你们的上司去看，让他们再指示您，接下去这件事该怎么办。少校同志，您在彼得罗夫卡工作还不到一年吧，在我的记忆中，您受别人指派，这已经是第四次或者第五次进行公务检查了。显然您已经成了干这事的老手了，因此，用不着我再教您了。”
杰格佳廖夫拿起了那页纸，把它放进了公文夹内，起身走到门旁时转过身来说：“看来，我是有不对的地方。我感到遗憾，我们没有能达到互相谅解。您大概认为，您的一些不愉快是我引起的?”
“瞧您说的!”她安慰对方似的会心一笑，“您只有一点不对，就是来我这儿走了半个小时。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被叫到上司那儿去了，后来又来了一帮子人……”
“不用解释了，少校同志。您大概不会认为，我是昨天才出生的吧?在我们共事一年之前我就领教过这类的鬼把戏。你们已经习惯地认为，谁被审查谁就一定有问题。于是您给他做工作，等待他醒悟。他由于惊恐不安失去了自制力，甚至会丧失理智。在这种情况下，您就像救星一般出现在他面前。他很害怕您，因为他的命运就攥在您手心里。他的命运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您的调查材料怎样写。有什么样的调查材料，领导就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您在这时出现是想让这位不幸的工作人员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倾听您的劝告。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我同黑手党毫无联系，可是您却诱导我尽量往这方面想。在我等待您的半个小时里，我没有激烈的思想斗争，也没有改变正常思维方式。这样，我们的谈话就没有按照您设想的那种模式进行。”
“我明白了。”杰格佳廖夫意味深长地说，又从门旁走回来，重新坐在了娜斯佳的对面，“是这样吧，我可能确实做得不对。也许，我们的谈话能够从头开始?”
“那就让我们试试看吧。”她同意地点了点头。
娜斯佳讨厌同杰格佳廖夫争吵，她把气都撒在了他身上，现在她又开始责备自己，不应该感情用事。说到底杰格佳廖夫也没有错，是别人让他这么办的。要说不对，首先是她自己。其次是将军的不对，没有听取戈尔杰耶夫的意见，不信任他，没有把那些照片扔进污水池里。而杰格佳廖夫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个小卒。别人叫他怎么干，他就得怎么干。
如果没有娜斯佳刚才态度生硬好像失去自制力的那番谈话，她同少校之间的谈话也许不会这样平静地进行，很可能是另一种方式。
“您同公民杰尼索夫认识多久了?”
“我们是一九九三年秋季认识的。”
“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
“我当时在一个城市的疗养院休养，杰尼索夫就生活在这座城市。疗养院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位疗养员被杀。杰尼索夫找到我，请求为侦破此案提供帮助。”
“他为什么去找您呢?”
“因为我认识被害者。老实说，交情不深，只是一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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