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会议上，特别使普里查德迷惑不解的是班克的评论：“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你们的任务是从事联邦调查局的一项特别机密的任务。许多方面都考虑过了，包括你们参加联邦调查局的时间记录，你们的背景，对你们的评价和心理特征”。
班克继续解释说，因为由持不同政见者和以推翻美利坚合众国为乐的人所引起的日益不安的国内紧张局势，局长本人亲自做出决定，如果共和国要继续生存下去，采取绝密的强硬措施，现在也许是必要的。
要记住这一阶段是胡佛感到浑身都是压力的时期。他从20世纪的60年代的活动分子们身上感到了冷酷无情的压力，促使他考虑要把联邦调查局的形象同更高当局心目中的联邦警察力量的形象更为一致。那些认识胡佛的人能够从他的思想观点中证实，胡佛本人就自认为是最高权威。
现在，著名的胡佛档案逐渐地广为人知了。每一次政府官员甚至是为了一点轻微的违法而遭逮捕时，华盛顿警察局的作法实际上是给胡佛本人抹黑。那些档案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联邦政府——州政府也一样——的机构中，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不受到胡佛私人档案的攻击。这份黑名单在不断地补充，因为联邦调查局为了搜集那些公开反对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的社会名流的“秘密情报”，在旅馆房间和私人住宅中进行窃听。马丁·路德金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本书作者也是这样，他通过乔治·普里查德获悉，他在国内旅馆的活动也被窃听，他的谈话被录音“存档了”。
按照普里查德的日记，同罗伯特·班克及另外几位特工一起开的那次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会议中间从不使用‘杀害”、“谋杀”、“行刺”和“处决”等名词。相反的是当班克解释联邦调查局特工必须采取那些“最后步骤”时象“除掉“、“使敌人中立”和“使叛徒缄默的最后步骤”这些名词他是一直挂在嘴边的。
普里查德的笔记也提到这一支精干的特遣队的其它几次会议，在那些会议中，关于美国和联邦调查局日益受到威胁的概念是经常被强调的。普里查德记得，有一次会议讨论胡佛的评论，胡佛认为如果不是他自愿顶住的话，这个国家就会遭到吸毒狂、无政府主义者、轻罪犯以及其它欲使美国毁灭的分子的蹂躏，就象罗马帝国所发生的事情一样。
普里查德对我说，“令人惊异的是，会上竟然就没有一个人对这种评论持不同意见或提出疑问。”
我问普里查德，在对付那些对联邦调查局的谴责——谴责联邦调查局被视作为对胡佛和国家的威胁——的运动方面他有什么具体的行动。他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声音低沉，语气悲伤和悔恨。这个人在本质上并不凶狠恶煞。他抛下了一妻一女，这二人我都见过，她们二人都没有发现她的丈夫或她的父亲身上有凶残的性格。然而，他确实杀过人，并不是他生来就会杀人(虽然他的心理状况在他的领导人中一定受到过赏识)，而是因为受他的雇主的指使。要记住他的雇主就是联邦调查局。他曾经发过誓。他爱他的国家，信任它，希望他的国家不会受到损害，而是繁荣起来让他的孩子能享受到美好的生活。他是否对那些命令提出疑问呢?当然，那只是在晚上他想睡而不能入眠的时刻。他要服从命令，小分队里的其他人也是这样，因为他被告知，为了他的国家，为了他的总统，为了他所热爱的国家的未来，他必须服从命令。
当我写这本节的时候，我认识到我可能要为同样的事，为在所谓的大有益处的借口下为开憎的行为辩护而深感内疚。我原谅乔治·普里查德的行为，因为经过几年的研究之后，我了解他在联邦调查局工作17年的环境。对于我尊敬和维护的乔治·普里查德来说，我也有个人的和自私的动机。没有他，我不可能写这本书来提醒美国公众警惕一支自私的联邦警察力量的危险。是的，1972年胡佛死后，联邦调查局内部发生了变化，向好的方面转化。暴君已经消失，继任者给他们的敏感的职业带来了较为稳定合理的工作方式。这些胡佛继任者对民主表现得具有一定的尊重和敬意。但那并不是说联邦调查局滥用权力的现象已经彻底根除。差得远呢。
当乔治·普里查德死后，搞秘密工作的那帮人继续在“消灭”或“中立化”或采取“最后步骤”，他们的队伍更庞大了，而他们的使命依然如故。
正如前几章中提到普里查德在联邦调查局17年来所保存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文件是6个月前才从局长助理韦恩·戈姆利的办公室里搞到的，戈姆利是三位局长助理中的一位(戈姆利负责的范围是侦查;其他二位具体负责执法和行政)，这一份文件上标明紧急……错错错错……7564664……
打印机持续的嗡嗡声停止了。红色和绿色小灯继续亮着，但是理查德·尼莱手稿不再打印出来了。打印机上印出一连串的D字，这是普通电子计算机的奇特的打印符号。
克莉斯汀·萨克西丝的窃听中断了。
打印机的屏幕上出现了空白，只有等待打印的空白纸张的绿色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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