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又重新把画像看了一遍，这回他挑出来的不是那些一看就像坏人的，而是挑出那些比较真实，亲切，看上去不具有威胁性的头像。他把怀疑的范围缩小到了四幅。
他先把这四幅头像用符合网上发布的格式存进电脑，然后再上传到好多个打击犯罪的网站上。他请求网友们向他提供这些人或者与这些人长相相似的人的所有信息，但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他希望网友们能帮他打开一个突破口。
戴维斯并没有提供太多的细节，他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住址，连案件的详情也只字不提。他使用的标题名为“为安娜伸张正义”。他说自己是一个深爱着女儿的父亲，他相信这些图片中的某个人就是杀害他女儿的凶手，他急切地想把这个人找出来。戴维斯的开场白充满了痛苦和仇恨，其中还包含着一种对美国社会治安政策的失望。他刻意地想给别人留下这种印象，因为他觉得那些可能认出凶手的人也许在法律面前根本拿不出证据，何况即使是他自己找到了那个人，他也不可能去报警。
他也曾愚蠢地幻想过其他的可能性，但是现在他已经意识到只有和杀害安娜的那个家伙共处一室，才有可能认出凶手来。
那么他还能做什么呢?毕竟，如今即使是想做出一点点猜测都是如此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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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不再看她曾经钟爱的警匪片了，因为她发现自己总是会不自觉地和片子里那些反面角色产生共鸣。
要不就是和他们一样充满负罪感。这些天来她一直处在一种内疚的情绪当中，浑身燥热难安，白天不停地出汗，晚上则彻夜难眠。而比起夜晚，早晨更让她难以忍受。当她意识到自己醒来后将不得不去面对未来一幅幅悲惨无望的景象时，不禁对每个早晨都有些恨之入骨了。她眼中的未来是，在社会上抬不起头，失去行医执照，蹲班房。当然，警匪片里的女子监狱并没有男子监狱那么可怕，但也够糟的了……她现在已经是一个罪犯了，一个罪犯!未来的悲惨命运看来是无法改变的了。即使她的罪行不被发现，成不了一个嫌疑犯，她也是一个永远的在逃犯。
从她的公寓走到密歇根湖边大约得花七分钟。天气不会再变冷了，因为现在已经冷得够呛，尤其是在天黑之后，但仍有很多人沿着这条南北走向的湖岸线散步。年老的夫妇——空巢老人子女长大后离开家，和父母分开生活。这些独自生活的老人被形象地称为“空巢老人”。美国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在中国，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外出求学、打工，或成家立业后和父母分开生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中国现在的“空巢老人”也越来越多。——由于今天是星期五，很多十几岁的年轻人也来到这里，有衣着单薄的高中生手插后兜来回游荡;有玩直排轮滑的人;有晚归的遛狗者，他们的狗好像都急不可耐地想回到家里去;离湖畔几英里的一所学校里的学生也过来了，为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这里偷喝一两罐啤酒或是玩玩飞盘。
琼穿着一条旧牛仔裤坐在湖畔坚硬潮湿的沙滩上，她坐下来后便把身上厚厚的“卡尔熊”T恤衫拉到膝盖处，把腿罩住。只有这时她才得到了一些安全感。没人知道她叫什么，也没有人会告诉她什么坏消息或是来敲她的门。待在这里，她就能远远逃离周围的世界——警察，戴维斯·穆尔，纪律委员会——琼·伯顿不存在了。
她曾因为戴维斯没有把贾斯汀这件事的真相告诉她而感到非常愤怒，但当她知道了这一切之后，她反而觉得自己快要疯了。因为她发现自己也已身陷其中。但她也知道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虽然戴维斯不应该做出这种事——这无疑是对道德准则的破坏，也是毫无借口可言的——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她别无他法。军队是怎么描述这种情况来着?明摆着的事。这也是她现在正面临的情况，明摆着的事。把戴维斯投进监狱，让贾斯汀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有什么好处?除了看护好这个孩子之外，她又能做些什么呢?贾斯汀毕竟是她的病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理由驱使着琼尽力去找出杀死安娜的凶手：本来她也许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
“嗨。”
两个小伙子，确切地说应该是两个小男生走到了她的面前。不过他们礼貌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她猜他们应该是大学生，但也说不准，他们看起来那么年轻，说不定还在读高中。
“嗨，”她说。
其中一个男孩说，“我把钥匙弄丢了，我俩正在找。”
他们长得很帅，肩膀宽阔，下巴方方正正——她猜这两人有可能是运动员。不过她知道没有人丢钥匙，他们只不过是在搭讪罢了。
“你有没有在什么地方看见过那串钥匙?”
她忍不住笑了出来。“钥匙掉在沙子里?而且是晚上?”
“我们有点喝高了，迷迷糊糊的，看出来了吧?”
她点点头。而他们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非常怀疑他们是否知道她有多大了。可能他们也和她一样对目测年龄不是很在行吧。也有可能在黑暗中她看起来还年轻得像一个学生妹，一个火辣的大学女生，也许吧，在黑夜里。琼也没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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