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和琼结婚以来，原来的压力大部分都消失了。但是他的念头中仍然存在可能发生灾祸的忧虑和下意识的畏惧感，不过只是作为紊乱无序、无法确信的空想罢了。蓝色房间中的档案箱里，旧一点的袋子里装的是跟他家庭有关的档案，稍新点的袋子里装的是关于安娜凶手的线索，已经尘封了四年多。琼曾提过要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画室，以便在她退休后他们两人可以在这里一起画画。在戴维斯的生活中，现在比原来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所以他有时间享受闲适了。他珍惜这种没有限制，不用承担义务和责任的时光。他终于可以坐在面向斯通大街的窗前，把以前四十年中没有时间阅读、情节可怕又引人入胜的书都通通读一遍。虽然对安娜的回忆一直围绕着他，但那已不再使他困扰。他也开始对自己被枪击一事感到释怀，甚至有时候会怀疑这事难道不是电视电影中才出现的。
门铃响了，但戴维斯不想应门。那也许是个可以留在门廊上的包裹快递，也许是一个他不愿参与签名，由邻居发起的请愿书;那也可能是上中学的孩子为了某个团体旅行而来卖糖果、蜡烛筹集资金。他并不反对团体旅行，但现在确实不想马上应门，他不想自己的闲适生活被打断。可是他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前，路过的人肯定会看见他的脑袋。他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三十多年，可不想被人认为是一个从不给别人开门的怪老头。于是他站起来，把书平放在茶几上。
这个男孩在六年的时间里长大不少，已不再像个小男孩了。他比戴维斯矮不到一只手的高度，长长的金色鬈发在他头上飞舞着，就像微风中随风旋转的中国风筝;皮肤上有一层细微的汗毛，胳膊上开始长肌肉了;他的手上有几条粉红色的疤痕，脖子上围了一条银色围巾;鼻子和嘴下面松散地留着一些将来某天会被刮掉的东西;脸被眼睛和发线突显出来，鼻子底部还有一个明显的红白色脓包;他穿着双色搭配的短袖衬衫，宽松的卡其裤和凉鞋——十几岁孩子惯有的随意装扮。
“穆尔医生。”他就说了这么多。
戴维斯活动了一下舌头下的分泌腺来对付嘴里的干燥，他想知道这次又是怎样一种小把戏。他想弄清楚像这样试图捉弄他的人是谁，希望他做什么。他需要知道答案，然后不让他们得逞。戴维斯扫了一眼男孩的身后，找寻他妈妈的踪影，并巡视街道上有没有她过去经常开的红色汽车。
“你想干什么，贾斯汀?你不应该在这儿。”他大声说道，万一附近有人，或是贾斯汀宽大的口袋里装了麦克风，这样他们才听得到。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贾斯汀回答，当他感觉到戴维斯的为难之后又补充道，“如果妈妈知道我在这儿，我会有大麻烦的。我逃了两节课。但我要说的事很重要。”
戴维斯知道自己正在犯错误，但他还是招呼孩子进屋，理由与所有犯错者的理由一样：错误是在所难免的。
贾斯汀礼貌地停在过厅处，神情不太自在。他把重心压在右脚上，而用左脚的运动鞋在地板上画着半圆的形状。戴维斯请他进客厅并随他进去。这个男孩坐在沙发边上，膝盖紧贴着咖啡桌桌脚，就好像如果他的大腿后侧和沙发垫子挨在一起，垫子就会渗出黑色墨迹一样。戴维斯拉上了前面的窗帘。
“等一下，”他对贾斯汀说。戴维斯拿起另一个房间的无绳电话给琼打了过去。上次和她联系的时间是两点半，她说要在回家路上去杂货店逛一下。如果她知道贾斯汀在这个房间里，肯定会疯掉的。
“亲爱的，”他说，“你能不能顺便捎些陶土回来，还有你上个月买的那种香波?对，就是那个。对不起，我应该把它列入你的购物单上的。谢谢，我爱你。”这将在她的路途中增添两次停留。他猜想他们大概还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你冒险到这里来肯定有要事，”戴维斯说，没有留意从和贾斯汀在门前说话到此时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妈妈告诉我了。”贾斯汀说道。他看上去有渴望的神情，并且如坐针毡，但戴维斯把这种紧张不安当做他这个年龄的特征：他变化的身体缺少慰藉，每天晚上，疼痛都会伴随着他的脚、胳膊和脊骨的生长，让他疲惫。但那不是紧张不安。事实上，来这里就是一种有信心的表现。这是一种挑战。贾斯汀的双眼大胆地挑衅着戴维斯。虽然未被邀请，但贾斯汀还是冒险在此出现，他希望戴维斯作为回报也能冒险做点什么。
戴维斯不知道自己会为冒险付出什么代价，所以他决定守口如瓶。“她告诉你什么了?”
“她告诉我，我是从哪儿来的。”
“是吗?”
“她说我是个克隆人。”
“是吗?”
“她告诉我，我是一个纽约州男孩的克隆人，他名叫艾利克·伦德奎斯特。”
“好的。”
“这是真的吗?”
戴维斯笑了笑：“我不能说。”
“你不再行医了。”贾斯汀说，他故意在“行医”这个词上顿了顿。戴维斯退缩了，突然想起火、丢失的宠物以及八年前琼就开始有的忧虑和内疚，那些回忆原本都在现在的快乐中蒸发掉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又害怕了，不是害怕如果被抓到违反了那个管制令会发生什么，而是害怕贾斯汀本身。他说不清楚那是为什么。“他们能对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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