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因非典被困在家，主要是重新改写《暗香浮动》，这部小说变动相当大，时间也花了不少。这当中也曾重新捡起过写了一万多字的《悉尼阳光下的梦魇》，结果加写到两万字时，又写不下去。
这段时间，我陆续开始搜集资料。先是通过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张宏女士介绍，跟澳洲驻中国武官金保斯先生通过传真进行了一些初步交流。大概因为我问的问题比较各色，金保斯先生回复了两次传真后，给了我一个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网址和澳洲政府网址，请我自己上那里去查。
同年6月下旬，我又一次回到悉尼。这次除了处理自己惹下的麻烦，还带了一个重要任务，即搜集《悉尼阳光下的梦魇》的有关资料。要找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比如，国会议员的资料，警察的资料。可是，故事没有大纲，怎么往下写也不知道，只能先泛泛地了解。
我写小说向来不太正规，属于写到哪儿是哪儿的路子。基本知道大概的结局，还有开头发生的事情，至于当中如何进行以及故事的发展脉络，完全没谱，边写边想，所以，写得很慢。
但是，这次还算不错，至少先把几个人物的名字想了出来，并在家里墙上张贴了一张巨大的人物关系图。
我跟张涛2002年底因中央电视台手拉手特别节目的制作而相识，那一次他就对我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而这次回去张涛不仅给我找来了国会议员的一些文字资料，还驾车带我去北区恰斯伍德警察局现场了解情况。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澳洲的警察局。那里其实也就是个街道派出所吧，走进去的那一刻，心里竟有些发慌，我觉得我们俩都有点像贼。
那次张云也带我去了不少地方，比如卡布若玛达越南城，西部动物屠宰场等，还去了最南边的邦第那海湾。去这些地方的目的并不很清楚，只是心里觉得这部小说会有一次从北到南或从东到西大跨度的行动这么个概念。
邵和平是那一次才认识的。他是个非常悠闲的人物，自己有些生意。听说我在写关于澳洲的小说，他立刻向我大泼冷水，话语间连讽刺带挖苦，眼神里也不时流露出就你也能写小说的那种不屑
的疑问。
不过，怀疑归怀疑，在我请他帮忙的时候，他还是非常义气地带我去了一次班克斯唐警察局。就在我们双双傻等值班警察接待的时候，我意外发现了肖恩·罗杰斯的原型--一个体格健壮相貌平平，一眼看去就是个大街上随处可见能在酒吧喝一夜啤酒的粗俗蓝领模样人。他一身旧皮衣，配一条松懈无比的旧线裤，身上最醒目的地方是脑后用红皮筋束成起的一撮栗色头发。
我是后来才发现他的真实身份的。刚开始他就站在我们身边，好像也在等着柜台后面的警察接待。等了半天，里面出来一个穿便衣的年轻人，两人隔着柜台说了些什么，我没太注意，邵和平却马上悄悄告诉我，他也是个警察。
我立刻兴奋了起来，大胆地打量了他一番，意外发现他长得跟《24小时》里的男主角有点相似。后来这人离开值班室，我也顾不得排队了，非要跟着这人往外走，结果，这人果然走进了离派出所不远的班克斯唐地区指挥中心的院子里。
这是我在澳洲见到的第一位便衣警察，用澳洲的说法叫警探或侦探。可以说这个人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我在考虑小说人物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并以他的样子做了原型。
那一次，我还特地走访了中国城图书馆，用数码相机拍了许多图书馆收藏的近两年的各种报刊资料。在他们的推荐下，又到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查找当年《华联时报》的那篇著名报道。这才知道，像他们这种大型公立图书馆，过去从不收藏这种无名小报。正由于阿忠1993年11月11日的文章将安德鲁议员受贿一事曝光，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和堪培拉国家图书馆才从1993年开始正式收藏《华联时报》。
那次回北京后就忙中秋晚会的事情，小说一直没写。直到8月中旬，才正式启动。这次先去西单图书大厦买了三本有关侦查方面的书籍。
其实，最早我只想写政治与谋杀，可这样的结局势必一目了然，为了不落俗套，我便想出了另外一个结局。结局是想好了，这个故事到底怎么进行心里还是一点没谱。就在这种毫无把握的状态下，我破釜沉舟进入《悉尼阳光下的梦魇》的写作。
这次跟过去写爱情小说完全不同，由于故事离自己生活远，不能照搬原先的经验，逼得人不得不事先考虑故事情节发展。而悬疑推理小说要的就是思维缜密，能经得起推敲的情节。考虑整体结构就用了我差不多十多天的时间，渐渐地，故事脉络及人物走向才变得有些清晰起来。
我开始用五号字每天电脑一页半的速度向前推进，最好的时候能写三页。那一天我一定特别兴奋，多半会出去犒劳自己一番。我不肯辛苦自己，差不多每天晚上九点半就要睡觉，早晨六点半起来。基本是中国农民的作息习惯。
这当中，我没少用邮件跟远在澳洲的朋友们联系。正因为自己不熟悉警察与政治家的生活，所以我更需要比较真实的时间地点与场景作为陪衬。
比如警察第一时间赶到的报案现场拉普如斯·波特尼湾国家公园。很多年前我曾跟朋友去过一次，早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进入公园后，一路上都很阴森。我家有两本悉尼地图，这个地点是我事先把政治家的住址和竞选晚餐会的地址确定下来之后，才在地图上选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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