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边老师喝了大量安眠药，被送到医院，第二天，奥井老师给某出版社打电话，说我当时的行动似乎有点夸张，当天在某网络周刊的网页上登载了这则新闻。
在座各位不要说不知道这回事。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勇敢地扑向罪犯，一度被视为英雄的女教师，真的有必要夺去罪犯的生命吗?尽管孩子们已经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大腿负重伤的男子每一次从泳池探出脑袋，女老师就劈头踢过去，宛若踢足球一般，把他按进泳池底部，直到他再也浮不上来。被罪犯撞到，因伤痛无法从泳池爬上来的男老师在化作血海的泳池中目睹了地狱般的一幕。那么，到底是谁使得男老师失去重新踏上讲台的勇气呢?这是大家听到的说法。
原本是英雄的我从这天之后就沦为杀人犯。
通过爱的力量动摇了世间的舆论，真了不起。
对各位来说，出现新的谴责对象，是不是反而更兴奋呢?本来是各位把田边老师逼向死胡同，如今却表示怜悯和同情。好像田边老师落到这份上是我逼的，并把事发之前自家孩子的无能表现归罪于我，说什么孩子变得不爱说话了，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了，你们这么做是不是令平日的压力得以释放了呢?当有家长要求我赔偿带血的浴巾时，我惊得无话可说。
开除杀人犯教师!应该在大家面前下跪谢罪!应该承担责任!
出于这样的原因才召开了今天的临时家长会，我现在站在这个台子上，但我遭受如此谴责，难道是因为你们的孩子没有被杀害吗?
大家认为我是毫无来由地杀害了一个摇摇晃晃走过来的体弱有病的少年吗?
是不是等四五个人被杀害更好些呢?是不是像胆小鬼同事那样装作被撞入泳池，对孩子们遭受坏人袭击视若无睹更好些呢?或者我和那个男子一起死掉大家才会满意呢?
要是不救你们的孩子就好了。
事情发生后，罪犯刺中了自己，掉进泳池。这种情况一般认为算不上正当防卫，可是，我运气不好，那人的父亲位高权重，看来不久就会针对我下达逮捕令。
也许有好心的刑警会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是那样，我只申明一点。
周刊的网页上写的是“每一次探出脑袋”。而实际上我只踢了一下那人的头。审判的时候，一定会被问及那一踢是否有杀人意图。按照陪审制度，也许在座各位会有人当选，参加陪审，一想到这点，我就不寒而栗。
我不想过多地对你们说明事情真相，因为没有意义。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各位就当是针对你们当中的某一个人。
麻子女士，再次谢谢您专程远道而来。
我想您所说的“赎罪”就是要我们成为毫不逊色于惠美理的优秀人物。当我明白自己并不坚强之后，为了赎罪，在初中和高中都担任学生会主席，同时担任排球社社长，并且努力学习，最终考上大学。
考入这里的大学，是因为我想住在大海附近。住在能够远眺辽阔的太平洋的海边小镇会让人很放松，这种感觉在封闭的山间小镇是体会不到的。虽然这根本就是一种误解，但我也不想再次回到那个小镇。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喜欢孩子，可是，如果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就达不到赎罪目的。我想必须置身于自己曾犯下过失的地方，在那里拼命努力。
尽管从事这份工作只有两年出头，我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出勤，耐心倾听孩子们任何无聊的话题，认真处理家长们好像权当消遣提出的各种要求，一直坚持无论多晚也要当天的事情当天做完。
要承受的太多太多了，我忍不住想哭，想逃跑。我并不是没有诉说的朋友，也曾经给学生时代排球社的几个朋友打电话或发邮件发牢骚，诉说工作中的烦恼，可是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我说：“真纪，发牢骚之类的事不像你的作风，加油!”
我的作风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本来不坚强却硬要装作很坚强呢?真正了解我的只有那三个人，一想到这点，我就非常想念她们。
似然后来和她们没什么来往，但时常会从毕业于当地职业学校并留在那个小镇工作的妹妹口中，听说一些关于她们的事情。
纱英结婚之后去了国外，听说嫁了位很了不得的社会精英。晶子依然窝在家里，但前段时间还带着她哥哥的孩子去购物，看上去心情不错。由佳已经回来了，好像很快就要生孩子了。
这些事情是上个月初听说的。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愚蠢，为了赎罪把人生搞的痛苦不堪。我认为大家早已淡忘了那次凶案，早已把和惠美理妈妈的约定抛到了脑后。
本来，如果冷静地想一想，也许惠美理的妈妈不会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约定就真的报复，也许她的意思只是要我们至少有那样的精神准备。
只有我没有走出那个命案的阴影，傻乎乎一本正经赎罪的只有我一个，我产生了如此想法。
一直加油努力显得那么傻，于是我也开始偷懒。即使有家长不按时交伙食费我也不再勉强去家访，反正不会扣我的工资，就听之任之。如果学生早上打来电话说肚子疼，我也不再询问详细症状，不管是装病还是别的什么，听任其休息就好了。孩子们互相骂“傻瓜”、“笨蛋”，类似这种无聊斗嘴也不再去管，任由他们吵到心满意足为止。这种想法逐渐占据了我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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