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你们这些孩子，你们的父母也一样。我和丈夫去各家拜访，说：“希望能讲一讲事发当天的详细经过。”有的父母不满地嘟囔：“凭什么，你们又不是警察。”还有父母怒吼：“别再伤害我家孩子。”如果是他们的旧相识遇到同样的事情，会不会也遭受这样的待遇呢?
整个镇上的人都表现冷漠。那天，很多人去看热闹，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我去超市买卡门培尔干酪的事可以传的尽人皆知，有关罪犯的线索收集却如此之难。如果是这个镇上的孩子被杀，是不是立即就会有人站出来举报有犯罪嫌疑的坏人呢?
还有那镇上的广播。事后不久，每天一到早晚上学放学时间，广播里就会传来这样的话：“各位听话的孩子，请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有事请和家长或朋友一起行动。”“即使有陌生人打招呼，也不要随便跟他一起走。”为什么没有播：“了解情况的人，哪怕是细微的线索，也请向警察报告。”
没有任何人对惠美理的死感到悲伤，也没有任何人理解失去孩子的我们的痛苦。
由于几乎没有收集到关于嫌疑人的线索，我曾经怀疑是你们杀了惠美理。你们杀死惠美理，然后四个人统一口径，捏造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犯罪嫌疑人。你们生怕露出破绽，于是都说记不起罪犯的长相。镇上的人都了解事实真相，却袒护你们，保持沉默，蒙在鼓里的只有我，只有我孤身一人。
每天晚上你们都出现在我梦里，四个人轮流绞杀惠美理。你们杀了惠美理，还发出卑鄙的笑声，并且以同一副面孔转向我，异口同声地反复说：“记不起长相了。”
当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拿着刀冲到外面。
时值三更半夜，丈夫追出来，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替惠美理报仇。”丈夫说：“嫌疑人还没有找到。”我喊着：“罪犯就是那几个孩子。”“怎么可能是那些孩子，因为……”丈夫欲言又止，我想他是不想说出惠美理受到了性侵犯。
我不管，就是那些孩子!
我吼着，叫着……后面的事情就没有记忆了。也许是晕倒了，也许是被社区的人架回去，给我服了镇静剂。
我已经离不开镇静剂，丈夫对我说：“你可以回你父母家休养一段时间。”我拒绝了。不来这个镇子，惠美理就不会被杀，惠美理是在这个镇上被杀害的。我恨这个小镇，可是我不打算离开，因为我一旦离开这里，事情就会被淡忘，那样就永远也找不到嫌疑人了。
况且，我对你们还抱有一丝希望。后来渐渐平静下来，我意识到你们只是十岁的孩子，逼着这样的孩子回忆嫌疑人长相似乎有些勉强，你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凶案的阴影。等以后平静下来或许会想起点什么线索，也许会为惠美理伤心，也许有人会在惠美理的忌日点上一炷香，哪怕只有一个人这么做。
可是，三年过去了，你们依然在重复几乎同样的话。所以我说是你们杀了惠美理。
你们是杀人犯。你们要么找到嫌疑人，要么就赎罪，不然我会报仇。
对初中一年级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也许我是最差劲的大人，可是，如果我不这样说，你们就会忘记惠美理的事情。目击证人只有你们几个。
而且，我认为即使我这样说，我离开这个镇子的第二天，你们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虽然我片刻都不可能忘记惠美理，最后还是选择彻底忘记在那个小镇发生的一切。
回到东京，有家人朋友在身边，他们都很体贴我，我还可以去很多地方散心。可是，其中最给我安慰的应该是孝博。可能除了纱英之外，你们都不知他是谁。
在小镇的时候，他是唯一关心我的孩子。
丈夫的堂兄夫妇也在足立制造厂工作，他们和我们在同一时期去了那个小镇。
虽说是亲戚，由于堂嫂也上班，而且夫妻关系好像不太好，所以几乎没什么来往。孝博也一样，听说他很聪明，但眼神总是冷冷的，即便迎头撞上，也不打招呼。
案发之后不久，他一个人来到我家。
他说：“由于回到了东京，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却帮不上什么忙，实在对不起。我想问问学校那帮家伙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线索，婶婶，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事发那天的情况，只拣你想说的就可以了。”
在听我说之前，他先在惠美理的灵位前点了一炷香，并合掌为她祈福。来到我家做这种事情的只有他一个，我很欣慰。他还问到凶案和法国玩偶失窃事件的关联，我告诉他，法国玩偶和我家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镇上人的传言占了上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两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
也就是同一时期，我回到了东京，之后，他常常来我家拜访。“上学路上正好经过，就忍不住过来蹭饭吃，不好意思。”
虽然他这么说，我倒是盼望孝博能常来家里。尽管只是聊一些校园里的平常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到很高兴。
惠美理上小学之前的辅导班时，有一位和我相处不错的家长，我们曾经聊起儿子和女儿哪个更可爱。我说当然是女儿，可以给她穿漂亮的衣服，可以像朋友一样聊天，还可以一起去购物。那位妈妈说：“我也曾经这么认为，但现在想法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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