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苟且偷生 云霄飞车(2)
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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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
“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
“嗯哼。”我等她说下去。
“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
“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
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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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
“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
“说给我听。”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
“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
“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
“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
“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
“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
“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
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
“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
第一部苟且偷生 云霄飞车(3)
“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
“你保证?”我刺激她。
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
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
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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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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