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他突然激动地大声说，“瞧这黑暗中闪动的东西。这不叫人变成疯子么?瞧……”
他抓起另一支铅笔，这支是红色的。他跑到墙边去，在白色的石灰上画上三个同样的难以解释的形状，“三个三角形的圈子”，在它们的中央，他用心画上带有瞳孔的眼珠。
“瞧!它们是活的，对么?你看见它们在动而且惊慌么?……你看见它们么?它们是活的!它们是活的!”
我以为他要说下去，但他没说完。他那平时充满生机、像小孩的眼睛那样坦率的眼睛，带着一种怀疑的表情。他来回走了几分钟，最后打开门，转身向着我，带着气喘吁吁的语调说：
“维克托里安，你将看见它们，你得看见它们。希望你向我肯定它们是活的，正如我看见的一样。一小时后你到围地里来，或者在你听见一声哨子响时，你将看见它们，那三只眼睛……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你将看见……”
他走了出去。
我们居住的房子，人们称为寓所，背向着街道，靠着一个陡峭而缺乏管理的旧花园，它的顶上有一块广阔的围地。多年来，就在那里我的叔叔耗费着他剩下的一点财产，进行着一些无结果的发明实验。
就我所能回忆起的，我一直看到的就是这破旧的老花园，一直看到的就是这长长而低矮的也同样是破旧的房子，它的前部的黄色石灰墙到处是鼓起的硬块和裂缝。过去我和母亲居住在一起，我的母亲还有一位被称做多热鲁姑姑的姐妹。后来两姐妹去世，我到巴黎来读书，在叔叔身边度过假期。那时他为他的儿子多米尼克的被杀而哭泣。多米尼克是被一个德国飞行员所暗中伤害的，因为他迫使这名飞行员在一次可怕的空战后着陆。我的来到使叔叔开心了一点，但我不得不离开他去旅行。经过很长的时间后我才回到默东寓所，在这里我停留了几个星期，等候着假期结束和到格勒诺布尔去教书的任命。
每次我居住在这里，我都恢复同样的习惯，遵守同样的进餐时刻和散步时间，过同样单调的生活，在长时间的经历中，穿插着同样的希望和失望。符合诺埃尔·多热鲁的过分的口味和梦想的是强健有力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没有任何考验能打击其勇气，改变其纯朴的信任。
我打开房间的窗子。阳光高照在墙上和围地的建筑上。碧蓝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彩。在平静的空气中，迟开的玫瑰的香味在颤动。
“维克托里安!”在我下面一个声音低声地说，这声音从长满红色葡萄藤的树篱处传来。
我猜出是贝朗热尔，叔叔的教女。她大概正像习惯的那样坐在石板凳上看书，她平时喜欢坐在那里。
“你看见你的教父了么?”我说。
“看见了，”她回答，“他穿过花园，回到他的围地里去了。他的样子很奇怪。”
贝朗热尔掀开叶帘，在那构成棚架的栅栏已被拆破的地方，她那满头凌乱的金色卷发的头部伸了出来。
“瞧，”她笑着说，“我的头发被约住了。还有，一些蜘蛛丝。啊!多讨厌……救救我!”
这些简单的回忆，无足轻重的细节……但为什么它们这样清晰地铭刻在我记忆的深处?人们相信在那些触及我们的事件来临时，我们整个人会充满激动的感情，我们的感觉会事先颤动，就像是对着遥远的暴风雨而轻微地觉察到它的气息那样。
我急忙下来到了花园里，跑到树篱边。贝朗热尔已不在那里。我呼唤她。一阵笑声回答了我。我看见在较远的地方，她在树叶组成的穹形下，坐在一条绑在两棵树间的绳子上荡秋千。
她非常甜美，充满风趣，轻得像停在摇曳的树枝上的一只小鸟。她一跳动，所有的卷发朝一边或另一边飞起，像头上的一个会动的光环，在这光环上混杂着被摇撼的树落下的红色的、黄色的、秋天黄金色的叶子。
虽然叔叔的极度的激动使我不安，但我对着这无与伦比的欢愉的形象还是注目了很久。我低声地，几乎在她不知觉的情况下，呼唤与她的名字贝朗热尔同半谐音的绰号，像人们过去已采用的那样：
“贝尔热罗妮特……”
她从秋千上跳下来，站在我面前：
“教授先生，再不允许这样叫我。”
“为什么?”
“以前可以这样叫，那时我是一个淘气的小女孩，经常单足脚尖旋转和翻筋斗。但现在……”
“但你的教父继续这样叫你。”
“我的教父有各种权利。”
“我呢?”
“没有!”
我在这儿叙述的不是一个感情的经历，我不想谈她在三只眼睛的故事中演出重要角色之前的情况。但从一开始和在这故事的初期中，这角色与我们的私生活的某些事件有密切的关联，一点也不提及——不论怎样简短——会影响到这叙述的清晰性。
十二年前，认我叔叔作为教父的一个少女到寓所来了，以前我叔叔经常接到她的问候信和新年贺卡。她本来和她父母一起居住在图卢兹。她父亲曾经是默东的商人，与我叔叔为邻。当她母亲死后不久，她父亲便不客气地把她送到诺埃尔·多热鲁那里，附带着一封短信，其中有几句话我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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