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做梦一样。”我喃喃地说。
“你现在不是做梦。”她说。
“玛乔丽?”“嘘。”她那漂亮的咖啡色的脸庞笑着望着我，棕色的大眼睛里满是关切，和桃乐丝·拉末的眼神一样。
“你还在发烧，要休息一下。”
“玛乔丽。”我说。我安逸地笑了。
她用湿布擦着我的额头，我又睡着了。阳光唤醒了我。我醒了，试着坐起来，可是身体的疼痛却不允许。
“内森!对不起!我来拉上窗帘……”
我听见窗帘被拉上。在她的小屋里，我穿着睡衣，躺在她的小床上。我能闻见她桌上的花香，我曾在梦中嗅到过。
她在我旁边，拽了张椅子坐下。她穿着白衬衫和热带风情的印花裙子，第一次她请我喝茶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她的微笑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你在发烧。你还记得和我讲话了吗?”
“只记得一次，我以为我在做梦，你正用温布擦我的脸。”
“我们谈了许多次，不过你发烧在说胡话。现在你退烧了。你知道你在哪儿吗?”“帮我坐起来，好吗?”
她点点头、上前把枕头放在我背后。我找到一种感觉不到疼的姿势，慢慢靠了下去。
“我怎么会在这里?”
“那个英国人，他带你来这儿的。”
“弗雷明?”
“他没说他叫什么名字。他看起来很冷酷，实际上却很温柔。”
“什么时候?”
“三天前。他每天都来，一会儿你就能看见他。你一定饿了。”的确，我胃里的疼痛倒不只是由于子弹。“我想我是饿了。我吃过什么吗?”
“只喝了肉汤。再来点儿吗?我做了些海螺汤。”
“海螺汤。”
“香蕉沙拉呢?”
“好……”
她用一个小盘子装着食物，送给我，坚持要像喂婴儿一样一勺一勺地喂我，我太虚弱了，没法抗拒。
“玛乔丽……你真美……你太美了……”
“你最好再睡会儿，医生说你需要休息。”
医生就是德·玛瑞尼的朋友奎克巴士，他因为对德·玛瑞尼的检查结果与贝克和麦尔岑说的不符，在拿骚监狱里给关了一阵。这是个四十岁左右的高瘦的黑肤男子，黑眼镜框沉甸甸的。那天早晨他给我检查了伤口，并帮我换了衣服。
“你干得不错。”他说。他英语中的日耳曼口音，告诉了我他是德国流亡者。他是少数几个被拿骚接受的犹太人之一，这要感谢他精湛的医术。
“伤口像水泡一样疼。不要节省麻醉药，好吗?”
“第一天你就上了麻醉药，今天起你口服止痛剂。黑勒先生，你知道，你很幸运。”
“为什么医生总提醒像我这类的倒霉蛋儿，说他们幸运?”
“子弹穿透了你，却没引起严重的损害，疤痕当然是有的。而且，我仍然希望你去医院治疗。可是，你那从英国海军情报局来的保护者反对，他希望你待在外界不知道的地方。既然你没有失血到非输血不可的程度，我也不再要求了。”
“他怎么知道带我来这里?”
他给我换好了衣服，把脱下的睡衣给我盖在背上，像个慈爱的父亲一样，说：“我不知道，你的朋友弗雷明不太愿意告诉我这些。”
医生走后，我问玛乔丽，是否欧克斯夫人反对我在这里。
她的笑容很调皮，“尤妮斯女士，她不知道你在这儿，她在巴尔的摩。”
“南希呢?”
“她也不知道。”
“我杀了一个女人。”
她眨眨眼，“什么?”
“上帝，我杀了一个女人。天哪……”
她爬上床，把我托在她手臂里，像抱个婴儿，而我则哭得像个婴儿。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回想——杀死迪安娜·麦卡夫女士不仅合法而且必要，还绝对正确。她起码是我认识的最邪恶的人。
不过当时我还是哭了，是为了这个著名的上流社会的交际花的香消玉陨——而不是为了那个不择手段爬上上流社会的穷姑娘。不过她倒也值得我流点儿眼泪。
玛乔而没有问我为什么这样哭泣;她甚至没问我杀了谁。她的确好奇，可是她知道我需要的是安抚，而不是提问，更不是揭露真相。
她是个特别的姑娘，玛乔丽——一个特别的人。每当我回想往事，我都奇怪为什么我没带她离开那里，和她一起种地生孩子，黑皮肤孩子、白皮肤孩子或混血儿——如果有这样一个姑娘在你身边，你还能奢求什么呢?
想到这里，我哭得更厉害了。我对迪的或是悲哀或是负罪的感情，完全被对眼前这个好女人的悲喜交集的感情吞噬了。她抱着我，安抚我，照顾我。
我的眼泪不是只为迫流的，而是为了我在加勒比失去的这两个可爱的女人流的。
弗雷明出现在门口，像从蜡笔画上走下来的——穿着淡蓝色的运动衫、淡黄色的运动袜和白色的长裤，看上去像个品味超群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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