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这些年中，我想我也没让克里斯蒂活得自在，我在报纸、杂志的文章里，在收音机和电视广播里，尽可能地宣扬欧克斯案件。我说，证据被压下了，一个拿骚名人被保护了起来
这些年里，有些事或许与这个案子有关：战后不久，在外地的本岛人向政府上交了约值二万五千美元的金币，他们说是“私人财产”，尽管一些金币上的日期是一人五三年而另一些上则是一九○七年。一九五○年华盛顿来了一个女记者，询问欧克斯案件的凶手;同年，一个码头工人在加利福尼亚的酒馆里喝醉了，吹嘘说知道谁杀了哈利·欧克斯先生，他被联邦调查局和拿骚警局审讯了，而后官方告诉媒体，这个码头工人知道凶手。然而联邦调查局、苏格兰场和拿骚警局都没开庭;之后，哈罗德·克里斯蒂的秘书却被神秘地杀死了。
最后，在一九五九年，西里尔·圣约翰·史蒂文森提出对欧克斯的案件要重新调查，他是由财大气粗的海滨大道私人资金会支持的。
“我会用我的手指直指那罪犯。”史蒂文森夸口说。
在国民大会厅里的被告席上，哈罗德·克里斯蒂皱着眉，试图等待陪审团投票通过判决，以挽回面子。表决通过后，巴哈马总督雷瑞·亚瑟男爵，打算让苏格兰场接手调查，后者却拒绝了。
克里斯蒂被这事困扰着，“真恐怖，”他苦涩地告诉记者，“当你走在街上，被人指指点点说‘他在那儿，是他杀的人’时。”现在，在拿骚，他的名声就这样：一问起哈罗德·克里斯蒂，你就会听见有人把他描绘成杀人犯，而不是那为热带海岸带来财富的人。
他在一九七三年死于心脏病。
厄尔·加登继续写他的畅销侦探小说，当然，尽管后来有安·弗雷明和他竞争。战后，弗雷明离开海军情报局，成为专业记者。他的第一部间谍小说写于牙买加。弗雷明的兴趣毫无例外地集中在那些无恶不做、下场却不错的恶棍们身上。当被问及在他自己的间谍岁月里他是否杀过人时，他总说：是的，有一次。
至于加登，欧克斯案件中许多的不公平，导致了他“促进法律监督”的看法。他还召集了一批专家，考查这个充满了不公的法律案件。加登邀请我参加，许多“倒霉的人”也参加了。以后在另一个案件中我会涉及他们中的一些案子。
赌场到底在巴哈马登陆了。可是直到卡斯特罗在古巴上台后，迈尔·兰斯基和他的商业伙伴才有可能获得利益。一九六三年，在许多著名的巴哈马政客被赠予丰富的“顾问奖金”后，一个赌场在大巴哈马岛的吕卡安海滩开张了。联邦调查局查出首家巴哈马赌场的大笔赢利，汇给了一个在佛罗里达的人，他就是迈尔·兰斯基。
美国报纸抓住巴哈马赌场的纠纷大做文章，随之被揭露的丑闻结束了拿骚白人占大多数的统治。一九六七年黑人占多数的国民自由大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
当然，赌博还在继续，甚至在西苑旧址上又建了一座赌场。还有肥猪岛，一九六一年阿历克斯·温那·格林以一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汉丁顿·哈弗德，这笔交易是由哈罗德·克里斯蒂安排的，改名叫天堂岛，现在已遍布摩天大楼和金碧辉煌的赌场。
最终迈尔·兰斯基变得和弗来迪·德·玛瑞尼那样，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面对联邦调查局的指控，他离开美国，到了以色列，尽管他给这个国家捐助了大量的金钱，可却依然没被接纳。他后来又去过瑞士和南美，最终回到美国，被判无罪。一九八三年他死于迈阿密海滨，身份是退休商业职员。
这些年来，使我感兴趣的是阿历克斯·温那·格林的名字很少被提及，我冷眼看着欧克斯案件中的这个关键人物。他的公众形象是一个慈善家，然而，他的一个研究基金是支付关于优生学研究的。
一九六○年，一个空中小姐邀我赴拿骚共度一个周末(她是这么说的)，据她说：“沙滩既有趣又充满阳光，可以随便喝点儿什么。”这是个诚恳的邀请，我接受了。一想到我已经五十五岁而她芳龄二十七，我别无其他回答，试想，我这个年纪的人还能接到几次这样的邀请呢?
可能出于思乡或是出于潜意识的习惯，我在以前的旅馆订了房间。它没太变，实际上只是变大了一些，我也更成熟了。一天晚上，我和我空姐女友(她叫凯丽，是杭时髦发型的金发碧眼的姑娘)在让格俱乐部共进晚餐，十五年前我和黑格斯也在这里吃过晚餐，不过气氛却完全不同。
我们坐在棕榈树荫下的一个绿桌边，喝着海螺汤，吃着胡椒饼。这时，一个穿莎笼裙的可爱的年轻女郎走过来问我：“您是黑勒先生吗?”
“是的?”
“那位先生想和您说话。”女侍指了指对面的一张桌子。
“好的”
开始我没认出他来——怎么会认得呢?我根本没见过他。
他站了起来，我朝他走过去。他像孩子似的，心无城府地笑着。他长着肉粉色的脸孔，头发花白，眉毛稀疏，椭圆的脸上长着一个大鼻子。湿润的小眼睛眯着。他穿着随便，穿一件粉白色短袖运动衫和一双白袜。对一个将近八十的老人来说，他显得很健壮，不过岁月的痕迹还是在他身上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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