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也没有一个在劳教所服刑的名叫里基的人寄来的信件，更没有找到什么照片。管道工们灭了灯，收拾好工具，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早晨八点三十分，尼普顿海滩邮局刚一开门，一名叫巴尔的特工就匆匆走了进去，好像是有什么急事在身。巴尔是一名开锁专家。昨天下午在兰利他花了五个小时研究邮局用的各种信箱。他有四把万能钥匙，他确信其中有一把可以打开44683信箱的门。如果打不开的话，他就不得不再锉一把钥匙，这需要六十秒钟左右，而且还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三把钥匙打开了信箱，他把那只褐色的信封放进信箱。收信人是里基，没有姓。邮戳是坦帕市，时间是前天，由北阿拉丁转交。他还取走一份广告宣传品，锁上信箱门。他把宣传品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
巴尔和另外两名特工人员坐在停车场上的一辆面包车里，一边吸着咖啡一边给每一位进邮局的顾客录像，耐心地等待着，他们距离那信箱有七十码远，手中的接收器从信封中接收到的信号发出微弱的嘟嘟声。来来往往的人流中夹杂着中央情报局的便衣——穿着棕色短上衣的黑人女子、蓄胡须穿茄克的白种男子、身穿慢跑健身衫的白种女人、穿着牛仔服的黑人男子。他们都在监视着那只信箱，但是谁写的这封信，信要寄到哪儿去，他们却一无所知。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发现租这只信箱的是谁。
午饭后，他们发现了他。
特雷弗在彼得烤菜馆吃午饭，但他只喝了两杯冰镇啤酒，下酒菜是一碗共享的盐水花生。一边吃喝一边在卡尔加里举行的狗拉雪橇比赛中输了五十块钱。回到办公室，他午睡了一小时。他那如雷的鼾声使得长期跟着他遭罪的秘书不得不关上他的门。实际上，她是用力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的，但那响声仍然没能吵醒他。
他徒步走向邮局，满脑子想着各种各样的帆船。这回他选择步行，因为他没有更好的事可干，而且他的脑袋也需要清醒清醒。
发现北阿拉丁信箱中整齐地斜躺着四封会给他带来财富的信件，他非常开心。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放进身上穿的那件破旧的泡泡纱茄克衫的口袋中，正了正领结，轻松地向前走去。他相信很快又要有钱进账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读那些信。让他们三个难兄难弟去干那些肮脏的勾当。他可以让自己保持清白，只要来回送送信件，就可以拿到三分之一的钱。况且，如果斯派塞发觉他传递的邮件动过了，他会宰了他的。
七名特工人员注视着他一路溜达着回了办公室。
德维尔进来时，泰迪正在轮椅里打吨。约克已经回家了。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点。约克有老婆，泰迪没有。
德维尔正在汇报情况，不时翻看着手里几页潦草的笔记：“信于下午一点五十分被一个名叫特雷弗·卡森的当地律师从信箱中取走。我们跟踪他到了他在尼普顿海滩的律师事务所。他在那儿呆了八分钟。那是一家很小的事务所，只有一名律师和一名秘书，客户不多。卡森在海滩边的众多律师事务所中只是个二流律师，做些离婚和房地产方面的案子，都是些小生意。他四十八岁，至少离过两次婚，宾夕法尼亚人，在弗曼上的大学，后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学习法律，十一年前因合并客户资金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又重新拿回。”
“好，好。”泰迪说。
“三点三十分，他离开了事务所，驾车一小时到达佛罗里达特朗博尔的联邦监狱。他随身带着那些信件。我们跟着他，但他进了监狱后信号就消失了。此后，我们收集了一些关于特朗博尔的信息。这是一所几乎不设防的监狱，通常被称为营地。没有墙，也没有栅栏。里面有千把犯人，危险性都很低。根据我们在华盛顿监狱管理局内部的情报来源，卡森总是去监狱。其他律师、其他人都没有他去得那么频繁。一个月前是每周一次，现在每周至少三次，有时四次。每次都是正经的律师客户会晤。”
“他的客户是谁?”
“不是里基。他是三位法官的律师。”
“三位法官?”
“对。”
“三位正在服刑的法官?”
“没错。他们自称为三兄弟：”
泰迪闭上眼睛，双手揉着太阳穴。德维尔稍做停顿，让泰迪思考一下，然后接着汇报：“卡森在监狱呆了四十五分钟。他从监狱出来时，我们还是无法收到信封里发出的信号。这时候，我们的车就停在他的车旁边。他就在距我们的接收机五英尺之内的地方行走，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信不在他身上。我们跟着他回到杰克逊维尔，回到海滩。他把车停在一家名叫彼得烤菜馆的饭店附近，在那里边呆了三个小时。我们搜查了他的车，找到了他的公文包，里面有八封寄给全国各地不同男子的信。所有的信都是从监狱往外寄的，没有一封是往里寄的。很明显，卡森为他的客户来回传递信件。直到三十分钟前，他仍然在酒吧里，喝得醉酿酿的，一边还在赌大学篮球比赛。”
“一个输家。”
“很大程度上是。”
这位输家看完西海岸一场球赛的第二次加时赛后，摇摇晃晃地走出彼得烤菜馆。斯派塞选了四个赢球队中的三个。特雷弗忠实地依样画葫芦，当天晚上赢了一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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