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慢慢站起身来，忐忑不安地向前走去，来到三人面前：“我正在寻求帮助。”他胆战心惊地说。
“你的事与本法庭有关吗?”T·卡尔在一边怒气冲冲地问道。
“无关，先生。”
“那你得——”
“住嘴!”斯派塞厉声说，“法庭休庭了。你走吧。”
T·卡尔啪地合上庭审记录本，踢开折叠椅，冲出了屋子。他的浴鞋在瓷砖地上拖着，假发在脑袋后面蹦跳着。
那年轻人看上去一副哭样。
“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呢?”雅伯问。他手里拿着一只小硬纸盒子。三兄弟一看就知道那里边装满了文件，就是这些文件将他送进了特朗博尔监狱。
“我需要帮助。”他又说了一遍，“我是上星期来这儿的，我同宿舍的人告诉我你们能帮我上诉。”
“你难道没有律师?”比奇问道。
“以前有过。不过他不太行。这也是我到这儿来的一个原因。”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斯派塞问。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受过审吗?”
“受过。审了很长时间。”
“那么说陪审团判你有罪喽?”
“是的。我，还有一伙其他人。他们说我们是同谋犯。”
“同谋都干了些什么呢?”
“进口可卡因。”
又是一个贩毒犯。他们突然很想回去写信：“判了你几年?”雅伯问。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你多大了?”
“二十三。”
写信的事暂时被抛到了脑后。他们看着他那张年轻忧伤的脸，努力想像着它五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释放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简直难以想像。他们三兄弟中的任何一个人离开特朗博尔时都比这个小伙子年轻。
“拿把椅子坐下吧。”雅伯说。小伙子抓过最近的一把椅子放到他们的桌子面前。就连斯派塞也对他产生了一点同情。
“你叫什么名字?”雅伯问。
“人家都叫我巴斯特。”
“好吧，巴斯特，你都干了些什么给判了四十八年?”
小伙子于是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把手里的盒子扶扶正，眼睛看着地上，说他从未犯过法，他的父亲也没有。父子俩在彭萨科拉拥有一个小码头。他们航行、打鱼、热爱大海。只要打理好码头，他们就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他们把一艘五十英尺长的旧渔船卖给了一个从劳德戴尔堡来的美国男子，他付给他们九万五千美元现金。钱存进了银行，或者说至少巴斯特认为钱是存进了银行。几个月后，那个男子又来买了一艘三十八英尺长的船，付了八万。用现金买船在佛罗里达是很少见的事情。后来又买走了两艘船。巴斯特和他爸爸知道从哪儿去弄不错的旧渔船，弄来后拖上岸整修一新。
他们喜欢自己动手干这活。第五艘船买走后，缉毒警察来了。他们问问题，转弯抹角地威胁，还要看账本和生意记录。巴斯特的爸爸一开始拒绝了他们，然后父子俩就雇了一位律师。律师建议他们不要与警方合作。几个月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巴斯特和他父亲在一个星期天凌晨三点钟被一群身穿防弹背心的歹徒抓走，这些歹徒带着很多枪，足以把整个彭萨科拉的人都劫为人质。他俩衣衫不整地被歹徒从他们靠近海湾的小屋子里拖了出来，当时歹徒用来搜索的灯光把整个彭萨科拉照得透亮。起诉书足足有一英尺厚，共一百六十页，控告他们犯有八十一项走私可卡因同谋罪。他的盒子里就有一本起诉书副本。一百六十页的起诉书里几乎就没有提到巴斯特和他爸爸，但他们还是与买他们船的人一起被当做被告，另外被起诉的还有二十五个他们连名字都未听说过的人。其中十一个是哥伦比亚人，三个是律师，其余都是佛罗里达南部人。
美国大律师向他俩提出做一笔交易——只判他们两年，条件是他们必须认罪，并在审判其他被告的过程中给予合作。认什么罪呢?他们没有做什么错事。他们只认识二十六个同案犯中的一个。他们从未见过可卡因。
巴斯特的父亲用家里的房子作抵押筹了两万块钱请了一位律师。但他们却做了一个糟糕的选择。出庭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和那些哥伦比亚人以及真正的毒品犯坐在一起。所有的犯人在法庭上都坐在一起，仿佛曾经是一台运转顺利的贩毒机器。法庭的另一边，靠近陪审团的地方坐着政府聘请的律师，一群穿着黑色西服的自命不凡的混蛋。他们记着笔记，不时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看着他们，好像他们是儿童性骚扰者。陪审团也对他们怒目而视。
在历时七周的审判过程中，巴斯特和他的父亲几乎就被忽略了，只有三次提到他们的名字。政府主要控告他俩合谋采办并整修大马力发动机渔船，其目的是用来从墨西哥将毒品贩运到佛罗里达地区的各个交货地点。他们的律师根本无力驳回这些站不住脚的指控。他抱怨说报酬太少，无法应付一场历时七周的诉讼。不过，政府聘请的律师倒是没对他们造成什么危害，他们关心的是给那些哥伦比亚人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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