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把镜片举了起来，对着太阳照了照，说道：“它能把你要看的东西放大到十亿倍。”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然后严肃地说道：“别开玩笑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到我身边，说道：“这是我自己用砂纸磨制的。”
接着，他又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神秘地小声说道：“以前曾经有人出过一千元，我都没舍得卖。要知道它可值五千美元呢!”
我轻轻地把他的手从我的胳膊上拿了下来，问他：“你怎么知道它能把东西放大那么多倍呢?”
他骄傲地笑了，说道：“我拿床上的一只跳蚤做过实验。我把一只活的跳蚤放到了我的放大镜下面，我能清清楚楚地观察到它身上的每一块细小的肌肉，每一个微小的关节，甚至连它的每一次呼吸都感觉得到。我还能看清楚它的脸，虽然它的眼睛里没有什么表情。你知道的，像跳蚤这样低等的小爬虫，它的智商几乎是零。”
我又笑了笑，“是的，我听说过。再见了，年轻人。”
他还在我身后大声喊着：“普通的放大镜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
当然，他在骗人。
那一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在彻底喝醉以前，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摆脱这件该死的寻人案。
在下个星期，我就要出发去佛罗里达了。明天，我一定要去见玛丽·安·比姆，告诉她，我根本无法找到她的弟弟。
第十三章 塔城之行
第二天下午，我开车去了塔城。
同最新拔地而起的赖格利大厦、特泊恩大厦、麦迪那——阿瑟迪克大厦以及艾灵顿酒店这类金碧辉煌的摩天大厦相比，昔日曾经辉煌一时的高喷水塔大楼已经失去了夺目的光彩，这是一座哥特式风格的高大建筑，据说这座在那场大火中幸存下来的这座高楼将在近期被拆除了，以改善密执安大街交通拥挤的状况。
芝加哥的“塔城”地区的绰号就是根据这座大楼起的。塔城的具体界限很难说清，它占据了黄金海岸和北部区立大街的一部分，向南沿伸至大街区附近，向西伸展到克拉克大街一带，又穿过密执安街扩展到了斯里特维尔区。州立大街是横穿塔城南北的交通动脉，而芝加哥大街则是塔城东西方向的交通主干道。虽然，塔城的城区覆盖面极为广大，高喷水塔始终被视为这一区的中心。
在塔城的街道两侧有许多风格迥异的咖啡馆、美术用品商店、形形色色的饭馆和书屋，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楼上是挂着各色招牌的居室和广播电台。如同许多大城市的波希米亚区(艺术家聚居的地方)一样，这里也吸引了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艺术爱好者和好奇的游客。
这是一个星期四的黄昏，天气仍旧十分寒冷，太阳整整一天都躲藏在厚重阴暗的云层后面，刺骨的北风打着旋儿从街道上吹过，凄清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着。大街上只有几个年轻的画家在匆匆赶路，他们的双手插在大衣兜里，只顾埋着头、弓着腰在漫天的风雪中向前走着，对两侧可能会激发他们创作灵感的建筑连看也不看一眼。
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迪尔·皮克尔俱乐部，而且我也不希望自己以后再一次进入这家俱乐部。在迪尔·皮克尔俱乐部里，墙上、地板上、椅子上，甚至连包鸡肉三明治的薄纸上都画满了俗不可耐的裸体画。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些令人作呕的绘画时，我就暗自发誓绝不再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不过，我现在还得呆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和玛丽·安约好了在这里见面。我坐在一张小桌的旁边，桌上没有台布，放着一支火光摇曳的蜡烛。
在我邻近的桌旁坐着几个年轻人，准确地说是三男二女。那三个男孩都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粗布衬衫和黑色的休闲毛衣;那两个女孩的头发都理得短短的，穿着黑色的长袖衬衫，外面套着深色的毛衣。他们一边喝着茶或咖啡，一边抽着烟。尽管我竭力不去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可是他们的声音实在是太响亮了，使我无法不成为一名并不情愿的听众。
其中的一个人正在大声谈论着自己的诗作，毫不脸红地吹嘘自己的作品如何有超前的时代感和新颖的表现手法，自然要胜过他一位朋友的蹩脚作品，可是毫无鉴赏力的编辑却刊登了他朋友的作品，而他的“旷世杰作”却被扔进了废纸篓。一个女孩在评判着具有“原始艺术”风格的作品，在她看来一位来自迈斯威尔贫民区的小贩画的犹太商店的画是近期以来少见的杰作，而那名小贩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另一位面色苍白的长发男孩一面大肆抨击着莎士比亚和吉卜林的作品，一面对克莱姆伯格的著作表示了极大的好感。而另一位长发男孩则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抱怨着他的女房东对他的不理解，这既包括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在房间里摆上床和椅子，也包括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留披肩长发。而另一位始终不停吃东西的女孩也不肯只做一名听众，经常嚼着满嘴的食物指责自己的“堕落”，她现在以每小时一美元的价格为一名画家做模特，而在她看来，那名画家对她的身体比对绘画本身更感兴趣。不过，她对自己有能力应付这一切感到十分地骄傲。
我终于无法继续忍受这些过于自以为是的小家伙了，就在我刚要起身离开的时候，玛丽·安·比姆优雅而迷人的身影出现在迪尔·皮克尔俱乐部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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