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葬礼被新闻界称为“芝加哥历史上最隆重的葬礼”。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的上午，不管他们在芝加哥的哪一个角落，不管天气有多么寒冷，芝加哥城里的每一名市民都没有错过这个葬礼。
那天我呆在办公室里，早早就打开了新买的收音机。几乎所有的广播电台都直播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葬礼实况。虽然整个葬礼安排得非常枯燥乏味，可我还是饶有兴致地从头听到尾。我不明白为什么芝加哥竭力要把舍迈克塑造成“英雄市长”的形象，同时我对芝加哥的新闻界竟然如此轻易地接受了市长遇刺的“噩耗”感到惊讶。
在刚开始的几天里，还有几家报纸影影绰绰地暗示舍迈克与黑社会帮派之间的联系。不过探长的儿子，也就是舍迈克的私人保镖，公开否认了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此后报纸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文章。
在那以后，芝加哥的大大小小报纸刊登的都是颂扬舍迈克毕生功绩的文章。在一片颂扬声中，舍迈克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英雄。参加救治的医生们也不断发表声明，说舍迈克“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前所未有的”。从一开始，舍迈克的成绩和斗争精神就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肯定。
至于扎戈那，他被认为蓄意谋害四个人：罗斯福、舍迈克和其他两名遇害者。他自叙的故事与温切尔登出来的故事只在细节上有些细小的出入，不过总体上还是相同的。在接受了精神病专家的鉴定之后，扎戈那被证实患有“精神癔想症”。审判之后，扎戈那被判处八十年的监禁。扎戈那大声地狂笑着，高喊着：“哦，法官大人，别太吝啬了，还是判我一百年吧。”最后，他又被带回了单人牢房里。
在审判过程中，公众和一向敏感的新闻界都“忽略”了几件小事，其中之一是几名迈阿密海滨旅店里的服务生的证词。他们说扎戈那经常收到寄自芝加哥的邮件和邮包，而他看上去总是有花不完的钱。卖给扎戈那手枪的当铺老板说他和扎戈那之间的生意往来已经快两年了，而且，“……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但他从不做那种苦力活——他总是很有钱。”
扎戈那确实相当有钱。他承认在他开始刺杀行动之前，在跑马场上丢了二百美元;除了随身携带的四十美元以外，他在银行的户口上还存有二百五十美元;同时，他的存折还显示在不久之前，他的私人账户上还存有两千五百美元。在审判过程中，根本没有任何人询问扎戈那怎么花掉了这么多的钱，他是不是把这些钱寄给他在意大利的家人了。检察官确实向扎戈那询问了他的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不过扎戈那并未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他一口咬定这些钱是他当建筑工人挣得的工资，可是他早在三年前就失业了。
其他的事也与事实很不相近，一些报纸振振有辞地说扎戈那刺杀罗斯福的行动是蓄谋已久的，就像林肯和麦金利的遇刺案一样。证人和这些证言并没有引起任何异议。
可是，扎戈那的那句被大肆引用的话——“杀死总统，杀死任何一个总统，杀死所有的总统”——对这一切做出了最好的解释。没有人注意到扎戈那脸上紧张不安的笑容，他就像一个背熟了台词的儿童演员一样，不过他的演技井不能让人信服。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亲眼所见的，不过我仔细研究了所有报刊杂志上有关扎戈那一案的所有文章。温切尔没有辜负那位警长的希望，他的文章使那名警长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于是，他让更多的新闻记者去他管辖下的私人牢房里采访扎戈那。在那段时间里，扎戈那坐在单人牢房里，周围全是报纸的照片，那位警长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章杂志的头版上。扎戈那被关押地的法官也接受了有关这一特殊案件的采访，在审判的最后结果出来以前，他就四处呼吁实行“枪支控制法案”。一些迈阿密的市民对法官的呼吁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要求完全禁止个人拥有枪支。
在听说了扎戈那被处以八十年监禁以后，舍迈克就在一次政治性集会中(当时他还活着)大声疾呼：“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恢复正义的力量。”在他看来，其他各州应该从佛罗里达州的这次特殊事件中汲取教训，并加快惩治恶性犯罪行为的步伐。他对各州没有实行他所希望的这一措施感到难以理解。
在三月六日的上午，如何克服经济危机的例行报告刚刚结束，舍迈克就在一次昏迷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三天以后，扎戈那被判处死刑，并于三月二十日在莱佛德监狱执行。
报纸上说，电椅安置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里。当扎戈那坐在电椅上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个坐上魔椅的顽童。
他甩开两名狱卒的手，自己坐上了电椅。然后，他笑嘻嘻地说：一知道吗?我根本不怕电椅。”
可是他很快就发现在场的几名记者都没有带照相机，就失望地问：“没有照相机?怎么不拍一张扎戈那坐在电椅上的照片呢?”
看守告诉他，记者不允许带照相机，因而没有一家报纸会刊登他坐在电椅上的照片的。
“卑鄙的资本家!”
也许这是扎戈那记得最熟的一句台词，也许这是他的真心话。
狱卒给他的头套上了黑布头罩。他大喊着：“再见了，万恶的世界!”“按按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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