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本人不会这样隐姓埋名地利用艾米莉，如果他们手中真的握有这张王牌，真的使她转变了立场，他们会利用她的名气大造舆论的。不，阿美在那个风雨之夜就死了，在我们眼看就要得到自由的时候，如果苏朱克局长与杰苏斯·萨伯兰不在那个节骨眼上走出那家妓院，我们早已远走高飞了。
我没有听到过苏朱克的死讯，直到多年以后，J·T·布迪·布什，来自达拉斯的那个德克萨斯佬，告诉我米扣·苏姬塔夫人——米扣·苏朱克的女儿——提供了艾米莉·埃尔哈特曾在塞班岛的第一份证明。苏姬塔夫人对布什说，她曾听到过她父亲与其他戈瑞潘警察局的官员们讨论是否对那个女飞行员处以死刑的问题，苏姬塔夫人很为她父亲同意执行死刑而感到尴尬。
那位塞班岛前任警察局长并没有随同那些日本人从舍身崖上跳下来，在山里躲藏了一段时间后，苏朱克投降了，并同占领军合作了。由于疲劳，他被转送到医院帐棚里，在那里，一个目击者看到一个岛民和一个身份不明的美国人给他灌下了毒药。这个案子由一个名叫杰苏斯·萨伯兰的土著警察来调查，由于他的“警察背景”，他被任命为苏苏皮集中营的“司法长官”，但那桩谋杀案没有被破获。
女飞行员杰奎琳·考克瑞·奥德姆，艾米莉的好朋友，成为战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美国女人，她的任务是调查战争中“扮演日本女人”的播音员。杰奎琳报告说在帝国空军司令部里看到了几份关于艾米莉的卷宗。在我与艾米莉过从甚密的那几年里，我没有见到过奥德姆夫人，我与她的会面是在后来她有钱的丈夫福劳德·奥德姆雇用我调查与他们的化妆品生意有关的间谍案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过任何能让我认为艾米莉曾在日本待过的证据，”在加利福尼亚州因德尔的奥德姆牧场里，在晚餐桌上，杰奎琳对我说。她是一个可爱的金发美人，就像失踪的阿美的姐妹，“当然，也没有任何证据向你证明她就是东京罗丝。”
她还给我看了一件阿美在最后一次飞行之前送给她的纪念品：一面小小的丝绸国旗。
不知什么原因，从军队中服役回来的G·P·普图南好像变了一个人，虽然他仍在撰写并出版新书。由于生病，他迁居到塞瑞斯的山林小屋中，后又搬到戴斯山谷的休养地，同他第四任妻子在一起。战后的普图南显然温和多了，那些无耻的宣传伎俩已被他置诸脑后。一九五○年一月，他由于肾病死亡。
保罗·门兹的军旅生涯是明星式的，不仅因为有众多的男演员在他手下服役，像克拉克·盖博，罗纳达·瑞根和阿兰·拉弟;还因为他的小队拍摄了三万英尺长的胶片与上百部军训电影;此外，门兹中校还在北大西洋与非洲拍摄了一些战争镜头。
战争结束后，保罗重操旧业，又干起了飞机租赁行当。他与泰瑞的婚姻既幸福又长久。电台评论员，有着普图南风格的世界探险家劳威尔·托马斯雇用门兹为著名的辛那瑞马工程摄影。作为摄影师，门兹经常坐在改装后的B——25轰炸机机首的椅子上，拍摄影片《这就是辛那瑞马》。好莱坞黄金时期绝大多数人著名的飞行照片与胶片都是由门兹与他的飞行小组拍摄的，门兹死于一九六五年，在拍摄《凤凰的飞翔》一片中由于飞行事故在空中遇难。
詹姆斯·福瑞斯特在二战中从白宫的行政助理一职升任为海军部副部长，一九四四年，当海军部长死于心脏病后，福瑞斯特担任了部长;一九四七年，他成为美国国防部第一届部长。他的信条是“建设”海军，把战舰从不足四百艘增加到一千五百艘以上;他精力充沛，经常到一线去作调查，这在内阁成员中是不多见的;他同时也是一个恶毒的反共分子，对犹太人充满歧视。
自从杜鲁门总统强迫福瑞斯特辞职以后——新闻界攻击他为战争投机商——他明显地陷入到沮丧之中。两个月之后，他跳下——可能是被推下——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海军医院的十六层高楼，据推测，他曾想把浴袍的带子系在卫生间的水箱上吊死自己，跳楼看来是比上吊更成功的办法。
在我过去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中，叵尼尔·提索在将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为保罗·门兹做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唐妮·雷克在五次坠机事件中死里逃生，却在一九四三年死于一场摩托车事故;厄尔·卡洛尔与他的歌舞女郎兼女友贝瑞·威利斯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的飞机失事中双双遇难;狄赛·迪恩，那个棒球明星，在投球的手臂受伤后退役，开始教练一些初学者;我没有再见过玛特尔·门兹;玛戈在几年前过世了——她终身未嫁，可能是在等我——也可能是在等阿美。
弗莱德·努南的遗嫣，玛丽·碧——我为她带去了努南的消息——嫁给了一位鳏夫，生活很幸福;尽管阿美抱怨过她的家庭，事实却证明阿美有一位非常忠诚的母亲和姐姐，她们两个人在任何场合里都非常维护她的荣誉。阿美·奥蒂丝·埃尔哈特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她的女儿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信念，一九六二年十月，她在九十五岁的高龄上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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