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向那个高个子人侵者，他正挣扎着要从床垫上爬起来，他的帽子也飞了，眼中燃烧着怒火，看来我撞在他腹上、踢在他胃上所引起的疼痛已过去了，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当然绝不会是在掏木梳。我用手枪指住他的脸，说：“让我们来演西部片，看看谁更快。”
他的眼睛里浮上了某些东西，他的手僵在西服口袋里，我向前弯了一下腰，用手枪砸了他一下，就像他用《圣经》砸我那样。他的眼睛翻上去，再次倒在床垫子上。
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的裤管，我回头向下看去，那个矮个子正趴在地上——眼泪同鲜血一齐流进他的嘴里——我摆脱开他，似乎他是一只正准备扑到我身上的狗。我用枪指着他，对他说：“这是我最好的一套西服，别把血弄到我衣服上。”
他重重地喘着粗气，从鼻中流到嘴里的鲜血开始让他呼吸困难。我骂了句：“见鬼。”然后把枪插进腰带里，弯下腰，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拉起来，让他坐在床板上，我不想让他被自己的血呛死，我就是这种人。
高个子那个家伙横卧在床垫上，仍然昏迷不醒，我把他的枪捡起来，插在我的勃朗宁旁边，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双枪手。接着我在他的西服口袋里找到了他的钱夹，他驾驶执照上的名字是约翰·史密斯，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恩西诺。他的钱夹里没有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也没有名片。另一个家伙坐在床头流着泪流着血，当我检查他的钱夹时，他没有任何异议。
他叫罗伯特·琼斯，也住在恩西诺，他也没有妻子与孩子的照片，没有任何种类的名片。
这时，有人在敲门，终于有人注意到了这里轻微的骚乱了吗?
“什么事?”我问。
回答的是一个胆怯的男声，“黑勒先生，您没事吧?我是经理，要我叫警察吗?”
“不，不，我没事。”
那个胆怯的声音变得坚强了些，“黑勒先生，请开门，恐怕我必须……”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思忖十美元是否可以给自己买来安静，如果幸运，我可以搭乘夜班火车离开这里，如果有卧铺那就再好不过了。也许，二十美元……
我打开门，威利姆·米勒手中拿着一块白布向我一举，氯仿的气味掺杂在我最后的意识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次醒来。
我感到头昏眼花，嘴里还留有某种药物的余味，仿佛刚刚从一场长眠中醒来。头顶的灯光让我瑟缩了一下，那是一束圆椎形的光束，把我同漆黑一片的屋子隔绝开，今夜第二次，我又置身于探照灯下、如果还是今夜的话……
我靠在椅了里，式样简洁的金属折叠椅。我的双手是自由的，我抬起一只手摸了摸脸，摸到了下巴上的胡茬;我把手插进头发里，按摩着。我的双脚被绳子绑到了椅了腿上，还有一根绳子从我的腰间绕过去，把我固定在椅子上。我穿着四服裤、白衬衫，西服上衣不见了，领带也没有了，更不要说我插在腰间的九毫米口径勃朗宁与点三八手枪了。
头顶的灯光让我很难集中精力，但渐渐地，我意识到了我在哪里，在圆椎形光束之外是空旷冰冷的黑暗，一片亮光——有可能是月光，也可能是灯光——从远处高大的窗户内投进来，汽油与机翼涂料的气味从通风管道里飘过来。慢慢地，我辨认出了黑暗中那些漆黑庞大的东西的轮廓，它们就像丛林中的野兽一样蹲伏在夜幕里。
这真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我被关押在机库里，但这也无可非议，我揍了米勒的两个朋友，现在轮到他反过来教训我了，唯一一个让我抱有活着逃离这里的希望的理由是我还没有死。
脚步声在洞穴似空旷的机库里传来，黑暗中的脚步听起来遥远空洞，不时伴有手枪扳机的咔哒声。
然后，我辨别出了他的身影，他从停放在机库内的两架飞机的巨大阴影里走出来，走到了耀眼的光束的边缘。
“原谅我们的谨慎。”威利姆·米勒说，仍然是悦耳的男低音。
他依旧穿着那身暗色的如同承办人的西装，打着红、白、蓝三色的条纹领带，很难说清楚他头上灰白的与浅灰的头发分界在哪里。他站在那里，抱着双臂，嘴唇抿出一个感兴趣的笑容来，但他的眼睛却冷漠、阴暗，在黑色的眉毛下面一眨不眨。
“走近一些，”我说，“我听不清你的话。”
他责备似地把手向我一指，“别让我后悔没有把你的两只手绑起来，看你对史密斯与琼斯干的好事。”
“他们是军方情报局的吗?”我的舌头发硬，我的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头顶的灯光也让我眼花缭乱，但我没让他感觉到这一切。
现在，他把手叉到腰上，“你知道中央情报局已经搜集了你的档案。”
“我真感到荣幸。”我说，“就是他们吗?”
他轻轻地笑起来，“我知道有一次你对胡佛局长出言不逊。”
“我让他见鬼去。”
那双一眨不眨的眼睛盯住了我，似乎在对我品头论足，“但你也阻止了他被卡皮斯与巴克匪帮绑架;我还从埃尔姆·伊瑞恩那里得知，你在去年进行的税务局调查案中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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