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吃过了饭，在“帆船”号上，这架飞机的名气如日中天。在宽敞豪华的休息室里，飞机上的服务员为我们在铺着白色亚麻布的桌子上摆上了精美的食物，桌子上陈设着瓷器、银器与高脚杯(没有酒)。我们十名乘客五人一排，相对坐在桌前松软的沙发里。第二个乘客包厢在机尾，是一间游戏室，室内有许多张桌子，桌前是柳条椅，桌上是扑克或跳棋。另有一间机舱也在机尾，是睡觉的地方，但我们只在飞行的第一段路程，从旧金山到火奴鲁鲁这段路程中，使用过它。
第一段行程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帆船”号在一个美丽的下午从旧金山湾的林荫路水上飞机基地起飞，当时几乎没有一丝风。阳光照耀在机身、机翼与螺旋推进器的叶片上，这架有四只引擎的红白色相间的飞机有一瞬间看起来瘦长而难看，一只机翼竖在机身上，宛如一只保持平衡的跷跷板。飞离了跑道之后，飞机绕着海湾盘旋了几圈，这是在给引擎预热。然后飞机拖着沉重的燃料向前一冲，终于获得了高度，悠然地飞进了不肯轻易流逝掉的下午。
许多个小时之后，黑暗完全淹没了机身，“帆船”号夹在云层里，继续向前游七着。我的旅行同伴，威利姆·米勒，穿着黑色西装，打着暗蓝色的领带，似乎是为了给这段飞行增加些节日气氛，他告诉我我们飞行的航空图是由弗莱德·努南绘制的。
“这是一种保证吗?”我问。
黎明来临了，透过舷窗的玻璃，我可以辨别出代蒙德赫德那熟悉的地形轮廓，我最后一次去那里是乘坐轮船玛露露号。
二十多个小时后，我们在珍珠港着陆，受到了持花少女的欢迎。与此同时，“帆船”号上装载了一批岛上的特产——主要是新鲜的水果与蔬菜，装在柳条箱里——而泛美航空公司派来的豪华轿车的司机陪同机上的乘客去了皇家夏威夷旅馆。瓦胡岛的夜空群星闪烁，金黄色的月光下，白色的波浪在黑檀木色的海洋上翻涌。
黎明很快又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世界里，我们重新登上“帆船”号，准备进行另一段较容易的飞行，飞行一千三百八十英里，去中途岛。
关于我的任务，米勒四天来在旅馆的房间里，在路上，当然还在“帆船”号上的乘客小舱里，都对我概括说明了。飞机上只有十名乘客——我，米勒，四对有钱的夫妇：两对来自纽约，一对来自洛杉矶，一对来自达拉斯——参加加利福尼亚至香港的六日游，费用九百五十美金，单程，一个人。机舱的隔音设备非常好，你可以像平常那样交谈，也可以大声叫嚷。
米勒同我与那些花钱的乘客从不坐在一起，我们无休止地玩着跳棋——每次都毫无例外地陷入僵局——政府的代理人闯进我痛苦悲伤的故事中，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纠缠在一起。他为我设计着行动计划与逃跑路线，却并不把这些计划形诸文字，就像药丸一样，一切都是口述的。
“这省却了我们吞下那些纸张的烦恼。”米勒说，我根本看不出来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在他那公事公办的态度里，从来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幽默感。
舷窗外，我不时看见一座座小岛的岛尖，我们就像一片面包屑，向着中途岛的环礁飘过去。
中途岛上有一座美丽的环岛礁湖，还有穿着白制服的殷勤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员工，他们等候在降落浮板后面的长长的、凉亭似的码头上。一条铺着砖石的甬路一直通向有着白色柱子的旅馆，旅馆两侧的厢房像手臂一样伸展着，把我们包围在里面。房间里有席梦思床，带热水的浴室，带柳条家具的起居室，还有穿白制服的旅馆服务员端上来的具有异域情凋的饮食。
那夜，我亲密的伙伴米勒与我坐在宽敞的游廊上，闲望着起伏不定的海浪冲击着岿然不动的礁石，看着头上长着白毛、像火鸡一样的大鸟沿着海岸狂奔，拍动着双翅想要起飞，却无一例外地翻了个筋斗，在飘飞的羽毛中摔倒在沙滩上。很多乘客都觉得这番景象很有趣，而在起飞时坠落在地上却永远不会是引我发笑的场面。
“黑脚信天翁。”米勒对我说。“实际上，一些人称中途岛为‘信天翁之谷’……它们是地道的莱桑岛信天翁。”
“我需要记住这些事吗?如果需要，我可真高兴它不用写下来，我一直讨厌记住有关鸟类的习性。”
“不，”米勒毫无幽默感地说，“你不用记住这些。”
于是，我当然没记。
第二天所住的旅馆在卫克岛，几乎同中途岛的旅馆一模一样，但这座热带环礁小岛却贫瘠、荒凉，是寄居蟹与老鼠的家园，而不是人类的，直到像“帆船”号这样的飞机载来客人。这里没有淡水，没有树荫，没有港口，只有沙丘上生长着的一丛丛低矮的灌木，娱乐活动是每人发一只汽枪，去打老鼠。我没有去。
关岛峭壁下的港口里停泊着海军战舰与几艘货轮，一位个子矮小的东方人开着黄色的小巴士载着我们沿着海边公路行驶着，公路两侧是高大的黄蝴蝶属的树木，树上开着茂盛的红花。这里的景色几乎使我忘记了卫克岛，但我的胃却不安分起来，任何景色，不论是荒凉的还是富饶的，都无法满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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