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扣·苏朱克，”他用平静沉稳的声音说，“塞班岛警察局局长。这个港口是不对外开放的。”
“平民船‘美国人’号的船长欧文·约翰逊上尉。”船长说，“很抱歉贸然到这里来，我们的船停泊在你们规定的三英里之外的海域，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请求上岸，而是卸下一位乘客。”
那个军官打量着我的黑外衣和白硬领，脸上是平静的表情，“查莫罗教区不需要新教士，已经有两个牧师了。”
约翰逊说：“劳驾请您看一眼奥列瑞神父的证件。”
我一边把护照本与两封信递给他，一边向他微微一笑。那个军官检查了护照，然后从没有封口的信封中抽出那两封信，他看着信，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约翰逊与我相对着轻轻地耸了耸肩，海顿的眼睛盯着防波堤上那些持枪的男人，右手漫不经心地垂在两腿间，放在舱盖布上。
然后，苏朱克局长厉声地向那个留着仁丹胡的军官说着什么，仿佛是一道判处我死刑的指令。
但是几秒钟之内，我便被那个军官拉出了救生艇，上了岸。海顿把我的旅行包递给我，同时向我不自然地笑了一笑。塞班岛警察局长小心翼翼地把信折好，塞进信封里，然后把那两封信还给我，还鞠了一个躬。
“欢迎到戈瑞潘来，奥列瑞神父。”苏朱克局长说。
我也向局长鞠了一个躬，然后向船长和他的大副点了一下头，他俩已把救生艇调了个头，轰轰地开走了。
奥列瑞神父独自留在了塞班岛上。
第十七章 奥列瑞神父
戈瑞潘市的主要街道横贯码头区，破败的码头区后面是繁华而有朝气的商业区，只要稍加改变，这座城市就可以变成典型的美国小镇。沿街是一排排一层或两层高的建筑，有时是木结构的，有时是砖瓦结构的，偶尔还有混凝土构造的，都一座挨一座地矗立在柏油马路边，它们是一些政府大楼、饭店、面包房、理发馆、五金商店，还有鱼市。临街的大一些的店铺都搭着凉蓬，小一些的也都把屋檐挑出很大一块，这里甚至还有一座电影院，正在上映一部武士电影。人们的服装看起来有些西化——白衬衫，白短裤，黑短裤——尽管偶尔也有家庭主妇穿着白色和服、打着阳伞走过菜市场。
这座城市与西方小镇最大的差异——除了招牌上与旗帜上那一行行娟秀的日本字之外——就是自行车多于汽车;而另一点则是飘散在空气中的、闻起来不那么令人惬意的椰肉干与鱼干的味道，这种味道与整洁干净的戈瑞潘城主街道比起来简直是一种恶臭。偶尔有查莫罗男人——面容阴沉的岛上土著，在小巷中或在人行道上闲逛，赤着脚，蓬松着头发，穿着褴楼的脏衣服。看来，日本人仿佛一股飓风或一道潮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代了他们，而他们至今还不习惯这种变化。
天空仍是一片铅灰色，雨意袭来之前先拂来一阵微风，气温适中——大约华氏七十五度左右——但闷热却让人无法忍受，我的黑外衣与白硬领都已粘在身上了，尽管它们又薄又轻。
我手中拎着旅行包，走在穿白制服的警察局长身边——那家伙就像蹲在西蓝道夫街东方花园饭店门前的那群石狗一样沉默——每个人都向我投来谨慎而又迷惑的目光。
“他们在这里不常见到外国人吗?”我问。
“是的。”在我们走路时，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正前方，即使同我说话，他也不向我看一眼。
“但你说你们有牧师。”
“两名，查莫罗教区的，西班牙牧师，肤色比你黑。”
天色尚早，一群群追逐嬉戏的孩子们背着书包，向学校的方向走去;偶尔有落单儿的渔夫匆匆走向码头;推着手推车的小贩穿梭在自行车与行人中间，用他们的方言叫卖着，听起来仿佛正在受刑;而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与警察不时地按着车铃，让行人为他们让开道。
当然，没有人敢冲着警察局长按车铃，他尽管身材矮小，却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威严。事实上，每个人都为我们让开道。在我们身后，是行人们胆怯而惊奇的目光，不明白警察局长为何同一个外国化走在一起。
“你有一座不错的小镇。”我说。
“我们有工厂，医院，邮局，报社，无线电台，照明设备。”
“这是个现代化的城市。”
而在另一面，他们似乎还没有完全把这座城市建设好：小巷的地面崎岖而肮脏，没有铺上沥青;商店看起来都一样又脏又破;私人住房摇摇欲坠;户外厕所让人一目了然，即使它们还没有安装我们那种传统的半月型窗户。
我们一直走过了四个街区，这时街道前面出现了小镇的广场，广场旁边有一座雄伟庄严的政府大楼模样的白色两层木结构楼房，楼前有柱子，有双层门。那里仿佛是卖冰淇淋的小贩开会的地方：进进出出的每个人都穿着自西装或白短裤，戴着白色的巴拿马草帽或白色钢盔、白色军帽，穿着白鞋。
“司法部，”苏朱克局长说，语气里有不动声色的骄傲，“我的办公室就在那儿。”
但我们没有进楼，局长在一辆泊在楼前的黑色轿车前停下了脚步，冲着一个穿白短裤的、正向法院大楼走去的警察吼了两声。那个警察向我们鞠了一个躬，立刻跑进楼内。很快，另一个年轻些的警察跑了出来，他也穿着白短裤，戴着白帽子，腰间扎一条黑皮带，他向局长敬了个礼。局长对他说了些什么，那个年轻警察说：“哈依。”然后为我拉开轿车的后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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