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箱上的姓名不完全可信，人们因结婚或离婚而改变他们的姓名。为抑制房东调高租金，公寓常被转手租出去。早就不住在这里的房客的姓名却一直还留在租约和信箱上，或者，承租人找人来同住，后来自己先搬出去了。没有捷径。你必须敲遍所有的门。
我按了门铃，有人按对讲机让我进去，我先走上顶楼再一路访谈下来。有张名片能亮一亮，事情会比较简单，但是举止比证件重要。我并非做不出那个架势，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警察，但我也没有要让他们以为我不是个警察。
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是住在顶楼后排公寓的一位年轻妈妈。我们谈话时，她的小孩在隔壁房间哭。她告诉我说她搬进来这里还不满一年，对于九年前发生的命案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很急切地问我命案是否就发生在她住的这间公寓。当她得知不是的时候，立刻就松了一口气并且好像很失望的样子。
四楼前排公寓里的一位斯拉夫女人给我倒了一杯咖啡，她的双手有淡褐色的肝斑并且因患关节炎而弯曲。她让我坐在长沙发上，再把她的椅子转过来面对着我。她那张椅子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上，让她可以看见街道。她告诉我她在这栋公寓住了将近四十年，四年前她丈夫还在，但是现在他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她说邻居越来越好。“但是老一辈的都死了，多年来我购物的地方也不见了，还有每一样东西的价格——我真不敢相信这些价钱。”
她记得冰锥谋杀案，虽然她很惊讶这件事居然已经过去九年了。对她来说，没那么久。她说被杀死的那个女人是个好人。“只有好人才会被杀害。”
除了说她人很好以外，关于芭芭拉·埃廷格的事她记得的好像不多。她不记得芭芭拉是否对某邻居特别友善或不友善，也不记得她和她的丈夫处得好或不好，我甚至怀疑她是否还记得那女人长什么样子，真希望我能拿张照片给她看。如果我先前就想到这一点，会向伦敦要一张她的照片。
威克小姐是另一位住在四楼的女人，她是唯一向我要证件的，我告诉她我不是警察。她拴着门链，透过一条两寸宽的门缝和我说话。这对我来说并非无法理解。她刚搬来这里没几年，知道这件命案发生在这里还有冰锥大盗最近被捕落网，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所知所闻仅止于此。
“大家都随便让人进来。”她说，“我们这里有对讲机，但大家也不问清楚你是什么人就开门让你进来。大家都在谈论犯罪的事情，但是他们不相信会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然后，事情真的就发生了。”我想告诉她只要有一把门闩剪，要弄断她的门链实在很容易，但我认为她的焦虑程度已经足够高了。
那一天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不在。三楼，芭芭拉住的那个楼层，后排公寓有一间没有人应门，我停在隔壁那间公寓的门口，有迪斯科音乐穿门而出。我敲门，过了一会儿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来开门。他留短发和胡须，只穿了一条蓝白条的短裤。他全身肌肉结实，晒黑的皮肤上闪烁着一层薄薄的汗水。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并且说我想请教他几个问题，他带我进去，把门关上，然后经过我身边走到房间的另外一头。他先把收音机音量关小一半，停了一下，又完全关掉。在没有铺地毯的木条镶花地板中央放着一块大草席。一副举重杆和一对哑铃横放在草席上，另外还有一根跳绳卷成一堆扔在旁边的地板上。“我正在做练习，”他说，“你不坐下来吗?这张椅子蛮舒适的，另外那一张也很好，不过你最好不要去坐它。”
我坐在椅子上，他则盘着腿坐在席子上，当我提起发生在同一楼层的谋杀案时，他眼睛一亮表示他知道。“唐纳德告诉过我。”他说，“我才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一点点，但唐纳德在这里就住得久了，他眼看着这一带变得漂亮起来，幸好这栋特别的建筑物还保留着它本质上的寒酸，你也许想和唐纳德谈一谈，但是他出去工作了，要六点或六点半才会回来。”
“唐纳德姓什么?”
“吉尔曼。”他拼出这个姓的写法。“我叫罗尔夫·瓦格纳，我在最近才看到有关冰锥大盗的报导。我当然不记得这件案子，我那时才读高中，在印第安纳的家乡，曼西，印第安纳离这里很远，”他想了一下。“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他说。
“吉尔曼先生和埃廷格夫妇很熟吗?”
“还是由他自己来回答比较好，你们已经抓到凶手了，不是吗?我看到报导说他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而且没有人知道他杀过人，后来他被放出来，你们又抓到他，而他自己坦承犯案或是怎么样的?”
“差不多是这样。”
“现在，你是要确定你这个案子也是他干的?”他笑了，他有一张好看而且天真的脸，穿着短裤坐在席子上。他的样子看起来很轻松，一般同性恋者通常都会比较有警觉性，特别是警察在场的时候。“这么多年以前发生的事一定会变得很复杂，你和朱迪谈过了吗?朱迪·费尔伯恩，她就住在以前埃廷格夫妇住的那间公寓。她上夜班，做女招待，所以她现在应该在家。除非她去试唱，上舞蹈课，或逛街——反正她要么在家要么不在家，不会再有别种可能了。”他又笑了，完全露出牙齿。“或者，也许你已经和她谈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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