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传说虽有一点事实根据，但却添进了不少虚构的内容。那是包拯任监察御史时出现的一件事：转运使王逵上疏向皇帝告状，说陈州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而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任中师是个廉洁奉公的清官，而王逵倒是贪婪卑鄙的小人，如今小人告清官，真把人弄糊涂了。
仁宗认为，此事必须调查。但由于王逵在陈州有权有势，很多人都不敢介入此事。而包拯为了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原来，肆意搜刮农民，引起农民不满的正是王逵。包拯回到京城，向皇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的钱粮退还给老百姓。整个事件中并没有刀铡庞昱之事。
传说总是与事实有很大距离，甚至将忠奸也颠倒了。例如，传说中的太师庞吉，实是从朝臣庞籍深化而来。可是庞籍既非太师，更非奸臣，倒是刚直果断的直臣。而《狸猫换太子》中的忠臣陈林，就是历史上的程琳，他却是个奸佞之徒。从一件事就可看出他与庞籍完全不同。据史载，刘太后在垂帘听政时，三司使程琳为了向刘太后拍马献媚，竟向太后呈献武后临朝图，希望太后像唐朝武则天那样正式称帝。幸亏刘太后比校清醒，愤然将图掷于地上，并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而殿中侍御史庞籍却义为仁宗早已成人，理该亲理朝政，不应再使女后称制，故毅然上书，请下阁门、取垂帘议制尽焚之。由此可见，庞籍和程琳二人，忠奸完全不同。庞籍后来做过宰相，曾以太子太保致仕。他只有一个儿子庞元英，而无庞昱，更不是被包拯刀铡而死。
传说中的包公简直是个神，任何复杂的案件，经过他的审理，总能水落石出。任何狡猾的罪犯，在他的逼问下，总是原形毕露。他明察秋毫，摘奸发覆，洗冤雪枉，因而赢得“包青天”的称号。一部洋洋洒洒、50余万言的《包公案》讲述了包公许多精彩的断狱故事。其实，这些断案故事绝大多数都是后人虚构添加的。
确实见于历史记载的、有关包拯的断案只有一件，就是他在天长县任知县时遇到的一件事：有一个无赖，将一个农民告到县衙，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杀了，自己留一点吃，其余拿到市场上去卖。”按当时宋朝的法律规定，民间私杀耕牛是要犯法的，但有县老爷的许可，那位农民回到家中就真的把耕牛杀了。第二天，就有人向包拯控告那位杀牛的农民，反而将这告状的人扣押起来，怒问道：“你为什么把人家牛的舌头割了?”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追问弄得惊慌失措，只得如实招供。这个无赖再也没有想到，这是包拯使了个“引蛇出洞”之计。包拯在接到牛舌被割的报案后，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有仇家有意陷害这个农民。
如果让那个农民把牛杀了，就触犯了法律，那仇家一定会进一步告发。所以包拯叫那农民回家把牛杀了，借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此计果然很灵。这件事反映了包拯的机智。
包拯在历史上当然不至于只断过这上个案件，可惜其他的案例在史书上没有留下记载。包拯是人不是神，他不是时时事事都能做到“明察秋毫”的。他也不过失误，有过被人愚弄的事情。历史上倒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在他任开封府知府时，有个人犯了法，按法律规定，应当杖脊。于是犯人贿赂了包拯身边的小吏。小吏深知包拯的性格，乃对那个罪犯说：“明天你见到包大人，他必定先交给我审问，你别的话不要说，只管喊冤自辩，我自有办法。”第二天，罪犯来见包拯，包拯果然吩咐上小吏审问。罪犯按照小吏的提示，只是喊冤，自辨不已。这个小吏故意装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大声呵车斥道：“少废话，给我老老实实地受杖!”包拯生平最恨以强凌弱，如今看到小吏这样狐假虎威，不禁大怒，当场将小吏打了17杖，而对那罪犯却从轻发落了。包拯这样做，其目的是想压一压小吏的气焰，殊不知却中了小吏之计，为他所卖了。
传说中的包拯家世清贫，命运偃蹇，生下来就是个“黑漆漆、亮油油”的小儿，被父母遗弃。幸蒙兄嫂怜爱，将其抚养成人，并聘请恩师，教悔他一举成名。这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年、少年时代，深受父母恩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所以史书上说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正因为他孝顺父母，故在他29岁中进士后，竟辞官归里，颐养双亲，以终天年。直到先后给父母送终，并且守制满期后，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长县知县，后又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端砚，作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由于过粗官吏大量贪污，每年进贡端砚数不断增加，人民不堪负担。包拯上任后，下令只按规定数进贡，任何官员不得加码、贪污，一扫往日贪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包拯自己后来在离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
包拯的廉洁无私、受到人们的赞赏。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包拯被调往京城任监察御史，这虽没有多大实权，但包拯能够尽职尽责，对宋朝的内政外交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三年后，包拯调任三司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掌管全国户口和税务。他曾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后来的省)的财政、监察事务，工作干得很出色，故两年后又升为户部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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