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他究竟是靠什么样的魔术手法使“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呢？
我的大脑病态一样的灵敏，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那个带皮套的小箱——录音机。录音机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们买了这台美国制的小型手提式录音机。当时只高兴了一阵，不久就玩腻了，后来一直放在丈夫书房的书架上，大约有二年没有听过了。
我仍有一种直感，尽管前后的时间顺序还搞不太清，但录音机在我的头脑里产生了疑问，我就要立刻进行核实。我悄悄地下了床，来到隔壁的丈夫书房。我们住的卧室和书房之间，隔着一层很厚的墙壁，即使弄出一点声音，也不用担。心丈夫会在卧室里听见。我打开书房的灯，拉开书架上的拉门，看到手提式录音机仍在原来的位置上放着。
我把眼睛贴近，仔细察看着录音机所放的位置。台架上原有一层薄薄的灰尘，录音机也已经放在那儿近两年。我发现现在录音机所放的位置和没有灰尘的地方不能完全吻合上，也就是说，似乎有人动过录音机，后来没有完全放回原来的位置。错位有二公分左右，这是在最近有人拿下过录音机的证据。而且，录音机的外套也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灰尘。打开外套，只见里面也像在最近被使用过的样子。
证实了这些情况后，我关上灯，又悄悄地回到卧室的床上。由于直感的迫使，我的大脑转得更加灵活了。
丈夫是怎样利用录音机的呢？不用说，仍是靠着他的智慧。让我来刺探一下这其中的奥秘吧。
那天傍晚，丈夫是五点左右从外面回来的。他洗了澡，和我们一起用过晚饭之后，大约在七点左右到书房看书去了。七点半的时候，我去送了红茶，这已成了惯例。这之后，一直到八点四十分的级口小提琴广播演奏开始，将近一个多小时，丈夫都是一个人待着的。这段时间，我在西洋馆尽头自己的房间里写日记，看书了。
佣人们在晚饭店，做完活计都各自回到日本式住宅的自己的房间，很少有到西洋馆这边来的。晚上单丈夫送红茶、水果的事就由我来做。那天晚上，家里的很多人都不在家。因为有个重要的事，要到住在世田谷的我哥哥的家里去一趟，因此富婆婆和五郎坐车去了。这样，司机也不在家。富婆婆他们回来时已过了九点半。
老管家黑岩傍晚就回自家去了。我的身边女佣菊花的妈妈病了，她回住在杂司谷的家里去了。并说好当晚不回来住的。家里剩下的人只有庄司，另一个贴身女拥、两个做杂事的女佣，一个厨房女以及看守庭院的老人。司机的妻子也在家，但她和丈夫在车库后面的房子里单住着。这期间，在西洋馆的只有庄司，他也像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
在这种情况下，七点三十分到八点四十分这中间的一个多小时，没人能证明丈夫是否一直在书房，当然，若从书房出来经过走廊从正门出去，不被人看见也是困难的。那样的话庄司可能会发现，而且，当五即不在的时候，庭院看守是要负责照看大门的。如果丈夫走出去他也会发现的。
但是，不走正门也有办法从庭院里出去的。他预先把鞋子拿进书房，然后从书房的窗户跳到院子里。庭院里草坪很多，即使没草的地方，这几天连续晴天，也不用担心会留下脚印。在庭院一面围墙的顶头有一个非常出入口。这个门几乎从不打开，上面锁着一把很大的锁，如果是丈夫，什么时候都能打开的。
他大概又化了装。想想丈夫的性格，姬田事件时穿的那灰色大衣和礼帽也许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还有那假胡须和眼镜。他把小型录音机挟在腋下，从便门出去在近街叫一辆出租车，便来到了涩谷的村越住的公寓。港区和涩谷之间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远，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从青山高树街到涩谷站对面的神南庄，只相隔十几条窄街，出租车五、六分钟就能到。即使加上叫车时间，有十二、三分钟也足够了。
这之前，丈夫一定胁迫村越通过那个画家把手枪弄到手了。我不知道丈夫当时是如何解释他弄枪的用意，但我相信村越决不会想到他可能被自己弄来的手枪给杀掉。倏然间，我像被人用铁鞭抽打着似的，清醒地意识到丈夫那残酷无情的手段。我昏沉沉地盯着石头一样的丈夫的身姿，惊叹，敬畏，如痴如醉。
丈夫当然不会走神南庄公寓的正门。他从公寓后面的竹篱空隙钻进庭院，从窗户跳到村越的房间。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我曾到神南庄村越的房间去过。他那古式的洋房是潜入的最佳位置。房间位于整个建筑的东端，南侧是走廊，东侧和北侧对着后院。并不算大的荒芜庭院的四周，用竹篱环绕着，竹子已经破损了很多，很容易进出。竹篱的外面是一条寂静的横街，街对面则是另外宅院的长长的围墙。
村越的房间还有一个潜入的有利条件，北。东、南三方像刚才说的那样，而他房间的西侧，隔着一层厚厚的墙壁住着另外一家。他邻室的房间门不对着南侧的走廊，而是拐过一个钩形的弯朝着西侧的走廊开的。村越的房门是独处的，在他的房门处直接看不到邻室的房门。不仅如此，村越房间和邻室间隔的那层很厚的墙壁，一直向北延伸着，伸出了村越房间的一半。延伸出的那一部分像是一个放东西的仓房。村越北侧窗户能看到的都是墙壁。因此，钻过竹篱从村越房间北侧的窗户溜进屋内，是不用担心有人会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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