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的具体内容是结扎，使其丧失生殖能力。又分为有经过医生同意的自发性手术，以及送交优生保健咨询委员会审理的强制性手术。
若本人或是配偶、四等亲以内的亲友在身体与心理上患有遗传性疾病；再者，配偶除了上述情况外，若在怀孕、分娩会危及母体生命，都适用自发性手术。若本人患有明显的遗传性疾病或精神病，则得先交由优生保健咨询委员会审理，然后再执行强制性手术。
要实行的结扎手术方面，男性除了切除输精管，或进行离断变位手术（译注：早期的男性结扎方式有两种，除了切除输精管外，还可实行离断变位手术，在输精管相距化公分处各绑一个结，再将中间的轮精管剪断。）；女性则是切除输卵管或输卵管间质部。
总之，在日本也有所谓的“优生保护法”这种类似纳粹思想的法律。
对我而言，这般恐怖事实可说是目前最大的冲击。我对自己的无知，发出了近似惨叫的声音，“所以这就是为何在世人眼中，认为只有德国和日本是崇尚这种疯狂帝国主义的国家吗？”
只见兰子神情忧伤，摇头说，“可惜不是。”她又说了更让我惊讶的话，“刚才所说的古尔敦思想也广为美国接受。美国是最早制定优生法律的国家。到一九三一年为止，全美有三十州成立‘绝种法’并加以实行。这法律也可限制移民。美国在一九二四年先成立了‘绝对移民限制法’，这是为了‘防止因为劣种移民增加，恶化美国血统’。这些歧视人种的法律直到在一九六五年颁布的“移民国籍法”才消除。
“不仅如此，据我在巴黎图书馆和外交部资料室调查的结果，其实为了净化民族而施以强制避孕手段的国家相当多。譬如瑞典在一九三四年制定‘避孕法’，强制住在少年感化院中的青年男女们进行不孕手术，理由是这些人是‘行为放荡、不适应社会生活’。可是在执法医师的档案资料夹中，居然发现被在这些人当中，有被标示‘皮肤黑’等字样的案例，这明显和当初制定法条的目的不同，根本就是受人种主义影响而施以手术。你们知道类似这样的受害案例有多少吗？足足有五百人以上呢！”
我被这数目吓得噤若寒蝉，而修培亚老先生大概也想起那些在二次大战时被残杀的犹太同胞——因而一脸恐惧、痛苦，紧咬着薄唇。
里宾多普伯爵目光闪闪地听着我们之间的谈话，然后从容地从旁插话，“二阶堂先生，不需要那么惊讶。其他国家，像是挪威、瑞士、芬兰和法国等，在‘保持民族纯血’这思想下，也做了同样的事，就算南斯拉夫种族纷争不断，还是高呼‘民族纯种化’口号。”
“这是……真的吗？”我瞪大眼，哑口无言。
“当然是真的，二阶堂先生。”伯爵嘲笑我的无知，用轻蔑的眼神看着我，“在瑞士也有心理学家提倡‘民族优生学’。他们在一九二八年成立了‘强制避孕法’，法律内容饶富趣味，除了‘会带来危害社会的遗传疾病’这种理由，还有像是‘愈贫困的家庭生的孩子愈多’等理甶。如何？很好笑吧！”
“这不是好不好笑……”
“也对！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里宾多普伯爵虽然这么说，但那恶魔般的笑容却愈来愈凶狠，“依此法律，在瑞士的德语圈内有很人都被施以不孕手术，理由就是‘拯救社会脱离贫穷’、‘为了更有效率地建设社会’，甚至最后将理由简化为是‘人类的效率化’。一九三四年，德国大使馆向瑞士索取了这条法令内容的复本，进行研究。也就是说，瑞士的法律成为追求民族净化的德国纳粹的法律与行动蓝本。”
兰子静静地点头，“黎人，这种残酷行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很多人被无辜地扣上大帽，被贴上‘劣种’的标签而遭到迫害。智障、身心障碍者与习惯性犯罪者都是社会问题，因此在寻求国家的损利点上，这些人自然成了箭靶。此外，像是混血儿、孤儿、未婚生子、妓女、吉普赛人等弱势族群，也成了迫害标的。‘迫害’或‘杀戮’等字眼已无法形容这些行为了。”
“所以，哈梅林的恶魔们也对那些遭诱拐的小孩施以如此残忍手段？”我半发狂似地问。
“没错，很多孩子都成了优生学的临床实验材料。就像孟德尔以豌豆，摩根（译注：摩根，Thomas Hunt Morgan，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年，美国生物学家，提出染色体为远传基因要角的学说。）使用果蝇，研究进化论与遗传学一样，哈梅林的恶魔则收购小孩，并从中挑选以进行交配，繁衍后代；留下优秀的，剔除有缺陷的。他们将人当成材料，实际尝试优生学的可能性。而且收购之地并不限于哈梅林镇，而是遍及全欧洲。”
“实、实验材料？”我全身像是被雷击中似地痛楚，“将活生生的人……那些小孩……像天竺鼠和小白老鼠般？……是优生学研究与实验观察的材料？”
“是的。这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最隐密的恐怖秘密，也是最大秘密！”兰子露出哀伤的眼神，轻轻地点头。
我脑子一片混乱，拼命思索，“可、可是……人类并不像果蝇一样，短暂经历生老病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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